制度负外部性与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铁路客运票务制度在设计初衷上尽力体现社会关怀,实现有差别的分配正义.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执行力扭曲等原因,铁路客运票务制度在实施中出现了制度异化,造成了春运火车票资源的分配不公.本文从制度负外部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春运“一票难求”问题,并对矫正铁路票务制度的负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进行分析.     

节日与社会：仡佬族“敬雀节”的文化象征

流传于贵州省石阡县仡佬族的“敬雀节”是一个集人与自然、社会为一体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与社会象征意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审视这一传统民俗,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仡佬族的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及民俗变迁。     

蔗糖和糯稻的扩散及端午节习俗的地理界线

在近年对蔗糖史的研究基础上,阐明了古代中国南方丰富的物产对端午节习俗的深刻影响。南方端午节的习俗正是在蔗糖贸易和糯稻扩散的时代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是唐宋以后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教化、文化传承和经济地域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重要的地理事件包括：晋至两宋领土边界和政治中心的改变造成的人口南迁,以及明清以来海疆的拓展和东南沿海经济中心的确立。蔗糖和糯稻的地理扩散粘合了唐宋之际习俗演变的南北地理界线。     

桃符演变为春联的文化探讨

从桃符演变为春联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过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容。从桃符演变为春联,从神荼郁垒演变为其他武士形象的门神或门画,是桃图腾崇拜到英雄崇拜的发展,也是桃图腾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完美结合。桃符文化属于道家符箓文化,也反映着儒家的天人感应意识。桃符演变为春联的过程,是符箓文化由俗变雅的过程。春联对于原来实物表现的桃符来说,不仅是高雅的文学化,更是具有特殊美感的诗化。     

水族“霞节”祭祀活动中民俗音乐的功能探析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扬拱地区"霞节"祭祀活动,根据时间、地点的转换分出不同的祭祀场景,这些场景都成为水族音乐文化的展演场所,有多种曲式的民乐和民歌贯穿于仪式的始终。这些音乐既发挥着宗教功能,又发挥着世俗功能,音乐的神圣性、娱乐性和社会性等均得到充分的体现。     

日本的中国节日研究——以七夕研究为例

围绕日本几部体系性的关于中国节日研究著作,以七夕部分为中心,对日本学者开展的中国节日研究状况进行考察。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了解日本的中国节日研究历史和最新动态,从而了解日本学者在中国节日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以期为中国民俗学关于岁时节日的研究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真实项目的本土化外事口译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为例

全球化进程加快,欠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对外交流的需求与本地高素质口译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围绕“本土化外事口译人才的培养”这一议题,以功能主义目的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结合地方实际,以真实的口译项目为依托,通过实践探索,构建出一套“三阶段式”本土化外事口译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欠发达地区本土化外事口译人才培养问题提供借鉴。     

屈原与五月五日--端午的渊源及意义

春秋战国各国历法不一,五月五日禁忌原是北方晋、齐等国的习俗,后来才影响到全国,它原本与屈原没有关系.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厌胜之术与南方救屈原结合起来,才形成了完整的端午节风俗.作为端午节重要内容之一的竞渡在唐代风行于南北,端午风俗在唐代才基本定型;端午使屈原永远活在民俗和民间文化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案例分析：“黄家医圈”现象和沈阳首届清文化节

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黄家医圈”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却为民间传统医学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的决策程序和经济动机却在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意愿相背离。     

“春晚”在著作权法上的定性

关于“春晚”在著作权法上的定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存在分歧,理论界对此也有较大的争议。将“春晚”定性为汇编作品不符合“春晚”的本质属性,也不符合演出行业的行业惯例和公众常识,并不能实现作品著作权人和作品传播者利益平衡的目的。现场演出的“春晚”本质上就是一台由众多精选节目组成的综艺演出活动,是多种类型作品之表演的汇集,应该由表演活动的组织者依法享有表演者权,录制后的“春晚”属于录音录像制品,受邻接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