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情论的时代嬗变特性及其道德特征分析

无论是历史学、哲学还是心理学,"情"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汉、东汉思想家们对"情"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发展演变的,情的主旨从达道、王霸转移到了修性,情的认识论重心从人文逐渐转向理性,体现出时代嬗变的特性。两汉情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道德的实现,希望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精英们,运用自律、推己和移情等手段,通过情感的培养来塑造德性,发挥他们道德模范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稳定、引领和规范社会的目的。最终,汉代以伦理化、规范化的儒家情感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     

从汉语中的时间名词看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

时间名词是一个民族对时间范畴认知的印记。仅从汉民族对记时时间和对持续时间的认知两个方面的探究,就可以发现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是多角度、多方式的,也是相当精细的。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交际意图探究

汉代文人五言诗有着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思妇"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爱情的渴盼。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     

中古汉地之西域文化

社会文化生成与历史生成相互促生.文化生成主要在于文化接触、交往交融而形成复合文化.社会生成,主要指不同形态社会力量(生产方式、主体等)碰撞交流,形成新的社会特质.历史生成,因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尤其朝代更替或政权变更,使主体及其文化迁移或滞留,而产生新的社会主体或结构.即历史生成实质涵括或促动社会文化生成.同时,社会与文化生成积淀或敦促历史生成.族属、信仰之转换、转向通常基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生成.即历史生成往往基于社会文化生成.自古代经中世纪至近代,西域文化不断东渐中土,与南北方汉文化交融生成,逐步成为现今汉文化的重要构成.此亦历史生成之内容.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以新疆“民考汉”为例

关于族群认同的讨论已成为社会学族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项研究以新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民考汉"为例,探讨影响族群性的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试图对影响"民考汉"族群认同的民族结构和制度安排进行客观的分析.     

论汉代政权对民间信仰的多重政策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俗文化的核心。针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与崇拜,汉代政权采取多重政策,或引导支持,或借鉴利用,或排斥打击,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与官方信仰及主流文化相抵触,是否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不管官方态度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民间力量,民间信仰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与官方政权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形成既配合又抗衡的互动局面,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延续和发展。     

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