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损伤检验

秦汉时期的法医检验重视对活体的伤情检验 ,这与当时法律上的保辜制度密切相关 ,人们依据伤情的轻重确定辜限的长短。因此在长期的伤情检验实践中 ,产生了伤、创、折、断、、、痍、瘢等不同等级伤型和伤情的概念和术语。从今天所能见到的秦汉时期伤情检验的实例及司法爰书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法医检验已总结出了致命伤的概念 ,并对“生活反应原理”有所认识。     

近二十年中国汉民族起源、形成研究综述(二)

汉民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而关于汉民族的研究 ,长期以来却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 ,汉民族史常被淹没在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汉民族研究如雨后春笋 ,一直在不断地兴旺勃发。特别是近二十年来 ,汉民族研究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绩 ,为世人瞩目。     

人性价值观念的演进--从严复的三民说到鲁迅的进化论

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民说,把人性进化从近代引领至现代,起开一代先河的作用.鲁迅则在扬弃严复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人性进化观,在其价值原点上,通过自己的价值实践、价值矛盾、价值选择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历经了先验性的主观理论架构,体验性的感同身受而走向超验性的终极关怀.自然,鲁迅的进化论更具有时代性、实践性与深刻性,影响也更为持久、深远.     

浅谈韩柳论事析理之文内容气象的差异

韩愈柳宗元同为复古运动领袖,为文却个性独具。文章主要以其论事析理类文章为考察对象,力图从内容、复古理念、文与道连接模式等方面来把握他们行文风格及个性表现上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韩愈在论述重大问题时多用正面展开的途径,主题思想的正统性决定了风格的特征;柳宗元则张扬理性,其论事依据发自严密的逻辑,思力贯透的强度和深度皆非韩愈能比。     

《法显传》不能作域外称中国人为"秦人"的例证——《辞海》"秦人"条纠错

有些学者认为,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做法一直沿用到晋时.该观点以《辞海》为代表,它的例证是<法显传>.这个问题连研究《法显传》的章巽先生也没有细究.但是,仔细研读《法显传》后发现,法显在称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多个政权)时,概念使用极其严谨: (1) 称北部中国为"秦"(源于十六国的"前秦"后秦",而非"秦国"秦朝");(2) 称南部中国为"晋"(源于"东晋");(3) 泛称全中国则为"汉"(源于该时期以前的统一王朝),在个别情况下为"中国".在第三种情况下并不使用"秦"的概念.由此可见,在汉语典籍中,当时并没有以"秦"来称"中国"的用法.《辞海》等的观点是没有仔细研读原著造成的.     

论南塘韩元震的性理学思想

韩元震是朝鲜朝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性理学者。他与魏岩李柬的论辩,形成了韩国儒学史上继“四七论辩”之后的又一次著名论辩即“湖洛论争”。在“湖洛论争”中,韩元震提出的“未发心体有善恶”和“性三层”说的观点,对其后的性理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作用。     

汉代社会女性角色对招降活动的影响

在汉代历史上,一些女性作为独特角色跻身于招降活动的不同场合。引人注目的是,她们从不同层面影响着汉代历史上的招降活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亲自主持招降活动;二是直接参与招降活动;三是被动成为维系招降活动成果的重要纽带;四是被动作为招降活动的诱饵出现。正是由于汉代历史上的一些女性从不同层面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招降活动,从而使得汉代历史上的女性角色与招降活动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比较开放的汉代妇女独立参与政治的意识。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研究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学术体系、派别和个人之间进行,涉及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成就诸层面,已经铸成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概念,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宗、通儒、俗儒和耆儒。一般儒生较为推崇儒宗、通儒,通儒比较轻视俗儒、浅儒,朝廷除任用一批名儒或大儒外,也很敬重宿儒、耆儒。这一学术主体评论的基本倾向,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影响着汉代学术的发展。     

汉代的家族与同居——汉惠帝诏“同居“解

同居是秦汉时期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指共门出入、住在一起的同母兄弟,其中含摄着共财的内涵.家族范围内的同居在汉代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汉代家族是极少共财的.汉惠帝元年诏,"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它无有所与",无疑具有鼓励与父母同居的精神.但笔者认为,该诏令之同居是动词用法,即共同生活的意思,诏令的精神主要是对六百石以上的官吏所给予的经济奖励,而条件之一便是与父母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