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玛灭佛”与“会昌法难”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汉传佛教史上“会昌法难”和藏传佛教史上“达玛灭佛”两次灭佛事件的比较分析,透视佛教在汉地和藏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条件下所经历的相同过程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试图从中总结出外来异质文化和本土固有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汉代河南郡农业状况初论

河南郡是汉代农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粮食日益增多,马牛羊等大牲畜饲养量增长较快。东汉时河南郡的农业经济明显超过了西汉。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身份、 知识与文学创作——基于汉代文学主体的思考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 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 身份、 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 不同阶层、 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 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 所思所想有异, 因此, 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 与身份相应, 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 身份、 知识结构、 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论马王堆四种黄老帛书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马王堆四种黄老帛书的政治辩证法思想是以因顺而为为理论基础,主张适时和适度的斗争,要求把刑与德、刚与柔、无为与法治配合起来。古佚黄老帛书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对帛书《老子》有重要发展。     

言语交际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透视

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迷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

东夷在秦汉时代主要指夫余、挹娄、朝鲜、高句骊、沃沮、濊、三韩等部族或政权.就道德生活而言,虽然多数国家或部族内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正规范,但在民族或其政权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不公正,远未产生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道德共识.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婚前性自由的性爱道德权利以及崇尚勇敢、强劲的道德价值趋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受外来影响等因素的不同,道德生活也各有其特色.     

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

道家思想引领了汉初的过秦思潮,继而取代法家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其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汉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也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和神化的诸多不相适应性。     

唃厮啰政权的“立文法”与宋朝藏汉关系立法

唃厮啰政权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在青海地区建立的藏族地方性政权,政权下辖各部落的关系主要以"立文法"的形式体现.另外唃厮啰面临着与宋朝之间的民族关系调整问题.同时,宋廷对处理藏族(当时称蕃部)关系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一些较为灵活的法律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的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文主要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的资料,结合<宋史>中的内容,对这一前人尚未展开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