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画像石的文化思考

人们不自觉地依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对汉画像石蕴含的内在精神及其当代意义视而不见.对汉画像石的研究,需要在方法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期实现汉画像石研究视角的转变.以跨学科的手法,分析了汉画像石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因缘,深入发掘了汉画像石的文化功用和文化心理.     

汉代造物设计地位锥指

造物设计就是治国;治国就是设计。设计从来没有像汉代社会这样突出而富有意义。在中央,有少府掌管各种造物部门、工艺作坊与工场。在地方,有郡县工官设置;造物设计被纳入封建伦理与礼乐制度的范围之中。就造物设计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作初步论述,以期探明汉代设计艺术兴盛与辉煌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以期唤醒当代社会对设计艺术的高度重视。     

论19世纪中叶后日本汉文学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汉文学变化极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三个问题论述者较少。一是对日本明治前夕志士文学的评价问题。简单地称明治前夕汉诗主流即志士诗,或简单地认为志士文学是当时汉文学最高峰,是不对的。所谓志士毕竟只占当时汉文学家少数,而且其大多在文坛上并不居重要地位;志士的诗文也并非都是志士文学,其中佳诗大多不能以志士诗目之。二是明治后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的严重性。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自其萌芽时起流毒即无孔不入,浸润于日本文学各领域,首先就是某些志士文学;其后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更为严重。从无名小卒到大官贵族,从杀人屠夫到高雅学者,都有人写鼓吹侵略的诗文。三是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史书抹煞汉文学的错误问题。日本文学史书中,有赤裸裸直接贬斥汉文学的,也有用一些高超玄妙的理论和遮眼的手法来抹煞汉文学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     

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对于东汉时期的"羌患"问题,前贤已有关注,在此基础上把"羌患"问题和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对华山以西地区重视不够,导致帝国东西部之间严重失衡。而西部地区的羌汉战争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矛盾的发展、演变,最终使其成为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     

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

东汉户口总数记载之间互有矛盾,被学者称为东汉户口总数之谜。但通过仔细分析,发现这些户口之谜,有的是史书传抄中的错误造成的,有的是后世学者的误解造成的,有的是后人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续汉书·那国志》及注中所载的东汉户口,大部分还是可信的。     

东汉对关陇地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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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中国历史上的标点符号规范化

中国的标点符号产生得很早.但是早期阶段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形式多样,极不统一,很不规范,无形中降底了其应有的效应.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对标点符号进行规范化的运动,这些规范化运动对于引领标点符号的正确发展,指导民众书面语的使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