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赋的小说意味

汉赋常常虚构人物,假设问对,并在此背景下虚构情节,亦多言及鬼神怪异,从而使其具有了小说意味。俗赋一体,有一定情节,通俗浅显,幽默风趣,小说意味甚浓。汉赋小说意味的成因主要是汉代儒学的神学化、方术的流行及赋家对小说的关注。     

韩少功《山南水北》的乡土世界

《山南水北》是韩少功重新扎根乡土的作品,从逃离农村到回归乡土,《山南水北》确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品所呈现的乡土世界,原生性智慧和情感及其时代意义,表现出韩少功作品扎根民间,文化寻根的发展脉络。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西汉上林乐府所在地考

乐府是西汉时从武帝到哀帝一百年间最为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文章认为 ,乐府不在城内上林苑中 ,其大致位置在长安城西 ,建章宫北 ,与平乐观相邻之处。文章在理清乐府、太乐、黄门、掖庭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得出 :武帝立乐府于城外是出于郊祀游猎活动的需要 ,乐府被罢是由于帝王活动中心集中于宫中和礼乐活动走上正轨化的结果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化"现象浅析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我国西北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河西走廊虽然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就自然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从而出现了部分汉传佛教寺院改宗为藏传佛教寺院的“藏化”现象,这种汉藏文化的合流现象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不断地促进着民族间的融合、壮大与和谐发展。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述评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成果丰硕。这首先表现在论著数量日益增加,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其次是突破“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注重公羊经权思想文本的解读,探寻其内在思想理路、特质和价值;再次是研究方法多样化,不断拓展公羊经权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尽管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与孔孟和宋明相比,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较为薄弱,“问题意识”不突出,借鉴价值尚无发掘等。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 0 1年 ,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者们 ,将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 ,呈现出一种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同时 ,新世纪伊始 ,学者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研究作了重要讨论和深刻思考。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汉魏之际主流才性观的发展

桓灵之季的主流才性观遵循儒学阶层理想主义的才性体用本末合一的要求,建安前后的主流才性观则发展为曹操制度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至上原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汉末权势阶层争夺政治人物标准的阐释权,体现了才性观的阶层性、时代性特征和才性问题在哲学角度上一般性和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承载了汉末哲学的时代性课题。汉未哲学中人性论内涵,个人目标与社会标准的统一途径,对人的规定性的不断演进,表现了中国哲学的入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