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汉代赋家位同俳优辨

学术界通常认为汉代赋家地位很低,被视作俳优。其实,论者所据四条材料并不能完全支持此种观点:枚皋的自悔之辞只适用于他与东方朔,宣帝之言并无轻视赋家之意,扬雄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偏激性,蔡邕所言仅适于部分鸿都门学士。另外,赋家身份地位也不尽相同,很难说他们皆被视作俳优。     

《上博馆藏楚竹书·诗论》在《诗》学批评史上意义三题

上博<诗论>的发现,对整个先秦<诗>学批评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一、在从孔门<诗>教到<毛诗序>的流传过程中,上博<诗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二、上博<诗论>对后世<诗>评具有指导性;三、上博<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意义.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在思想与文学上都有一次解构潮流,而韩愈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其意在于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对抗佛学的心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韩愈的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另外,韩愈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韩愈的解构实践和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 ,汉籍的交流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弥补了因人员交流受到限制而导致的遗憾。因而就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 )的历史和日本收藏汉籍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 ,对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开展国际汉籍研究领域的合作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高适、岑参边塞诗诗风异同论

该文主要就高适、岑参边塞诗诗风的异同进行了分析 ,并探索产生他们诗风相异的原因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从宗白华论《世说新语》看散步式美学风格的形成

宗白华散步式美学风格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然而人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它的内涵与意蕴上面,却极少探索形成这一风格的原因。本文结合宗白华的生活态度,从切入角度、内容特征、表述方式等方面分析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认为宗白华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取一种唯美的态度,而且自觉地将这一态度融入了美学研究之中。这种以艺术为现实生命的内容,又以生命体验解读艺术真谛的研究方式,形成了宗白华独特的散步式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