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赋的小说意味

汉赋常常虚构人物,假设问对,并在此背景下虚构情节,亦多言及鬼神怪异,从而使其具有了小说意味。俗赋一体,有一定情节,通俗浅显,幽默风趣,小说意味甚浓。汉赋小说意味的成因主要是汉代儒学的神学化、方术的流行及赋家对小说的关注。     

韩少功《山南水北》的乡土世界

《山南水北》是韩少功重新扎根乡土的作品,从逃离农村到回归乡土,《山南水北》确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品所呈现的乡土世界,原生性智慧和情感及其时代意义,表现出韩少功作品扎根民间,文化寻根的发展脉络。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西汉上林乐府所在地考

乐府是西汉时从武帝到哀帝一百年间最为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文章认为 ,乐府不在城内上林苑中 ,其大致位置在长安城西 ,建章宫北 ,与平乐观相邻之处。文章在理清乐府、太乐、黄门、掖庭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得出 :武帝立乐府于城外是出于郊祀游猎活动的需要 ,乐府被罢是由于帝王活动中心集中于宫中和礼乐活动走上正轨化的结果     

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表现

东魏北齐散文受到北魏散文的沾溉、高氏统治者支持文教和文学事业以及东魏北齐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加强等因素,促成了东魏北齐散文的鼎盛局面:作家之多,所谓"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散文文学流派的出现;散文创作数量多,题材广,艺术性高。     

论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

英明神武的拓跋力微是鲜卑历史上的杰出领袖,他结束了始自圣武帝晚期的内乱,团结部盟成员,巩固王权,开创了具有转折意义的盛乐时代,积极推进本部族的文明进程,为日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他的丰功伟绩,北魏开国后追尊始祖神元帝的称号,使其稳坐太庙之首,接受臣民的朝拜。神化力微是拓跋祖先崇拜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宗教信仰、族群建构、身份归属和政治认同诸方面,深刻地影响北魏政坛与社会。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具有本民族鲜明的特色,有别于其他东北亚种群,是研究拓跋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化"现象浅析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我国西北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河西走廊虽然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就自然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从而出现了部分汉传佛教寺院改宗为藏传佛教寺院的“藏化”现象,这种汉藏文化的合流现象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不断地促进着民族间的融合、壮大与和谐发展。     

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

元朝把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为滇东北地区再次带来了开发和发展的契机。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该地区有了较好的发展,同时,该地区也形成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相对抗,对统治极为不利。明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其采取分而治之、土流并治的政策,使之不能再形成强大势力,稳固了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