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

元朝把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为滇东北地区再次带来了开发和发展的契机。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该地区有了较好的发展,同时,该地区也形成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相对抗,对统治极为不利。明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其采取分而治之、土流并治的政策,使之不能再形成强大势力,稳固了统治。     

彭玉麟与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期间,彭玉麟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办理广东防务。他认真备战,积极筹划战守,反对妥协投降,力主抵抗,并且向清廷提出一系列可行的反侵略措施。其言行表明彭玉麟是一个具有爱国热情和反侵略思想的地主阶级抵抗派。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

高丽名僧义通,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 。经考证,他实名“羲寂”。从高丽到中国,应在明州登陆,在宋太祖乾德五年,离天台到明州,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卒后,初葬于阿育王寺附近,后迁葬于乌石岙。义通是把天台教籍从天台传到明州的第一人,在明州建立了第一所天台教寺——宝云寺,并开启了天台宗山家与山外之争,所以,他是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他又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

东汉末年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求真”思潮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西汉以孝治国悖论浅析

西汉推行以孝治国理论,这种理论常常陷于维持宗室秩序与骨肉相残的悖论。西汉统治者通过"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众诸侯"推恩的软着陆方式,破坏地方王国与中央对立的现实条件来解决王国问题,以孝治国悖论却成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学生吴澄与南宋末叶的江西书院

从南宋末叶的江西地方书院及州学的学术环境来看,在对朱陆两学进行折中的表象下,当时广泛存在的思想是,只要为了实现圣贤之学,不管什么样的内容都值得肯定,朱陆等学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有效学问。同时,吴澄是抚州州学以及临海书院学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其朱陆和会的思想开始萌芽。     

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历史贡献

耶律阿保机作为契丹族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能审时度势，创建契丹（辽）王朝；东征西讨，南攻北伐，开拓疆土；南进中原．行州县制，灭渤海国，建东丹国；崇尚儒学，以“仁义”治国；弭兵轻赋，与民休养生息；广揽汉人，尊重人才；番汉分治，强干弱支；以法治国．变易旧俗。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