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人的自由--汉娜·阿伦特的积极公民观及其启示

本文透过阿伦特所描述的政治图景,揭示这种政治图景背后的文化底蕴——公民文化。可以说,她的共和主义政治图景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文化基础上的。阿伦特是一位重视“积极自由”甚于“消极自由”的理论家,她认为公共领域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发源地,公民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公民。她认为政治行为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现代自由国家公共生活的萎缩、公民观的薄弱从根本上动摇着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和观念。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对仍受“巨民文化”困扰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阿伦特论意志

阿伦特认为哲学家出于对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偏爱而几乎一致地怀疑和否认意志。意志作为一种内心经验并不为古希腊罗马人察觉,随着城邦政治的衰落和基督教的直线时间观取代古代的循环时间观,意志才开始被发现。我能与我愿意之间的冲突的发现使自由从一个政治的概念变成了内心的意志自由概念。     

Visualising political thinking on the screen: a dialogue between von Trotta’s Hannah Arendt and its protagonist

This article analyses Margarethe von Trotta’s film Hannah Arendt: The Woman Who Saw Banality in Evil through its protagonist’s own writings on visual culture,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thinking. We start by clarifying Arendt’s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theory as an activity aiming to provoke thinking. We then discuss systematically the visual language of the film and offer a typology of its representations of political thinking, subdivided into a part on internalisation and one on externalisation (dialogue). We emphasise von Trotta’s reliance on a negative approach, i.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nking through the absence of any other activity while thinking, capitalising on the power of the invisible. However, the film and its director do not entirely succeed in engaging viewers politically. This is so because, first, the film’s lack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 renders difficult the emergence of subject positions on the part of viewers other than consumers of established opinion. Secondly, the film insufficiently audio-visualises the external-communicative dimension of Arendt’s political thinking: a dialogue in which viewers can participate and in the course of which what seemed to be established through political thinking gets deconstructed and subsequently re-ordered. Finally, we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a cinema of thinking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seems to be increasingly characterised precisely by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thinking.     

论阿伦特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汉娜·阿伦特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集中而深入地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一方面,她肯定了马克思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挑战和终结.另一方面,她批判了马克思核心思想的矛盾表述.二者的政治思想既有共容性又有着显而易见的立场分歧,因而构成了阿伦特视域下的独特的马克思形象.     

政治行动：理解教育的创新范式——汉娜·阿伦特的视角

汉娜·阿伦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考察教育,指出教育危机的实质是政治危机,它与共同责任和政治行动有关;教育者需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肩负起引导新人进入共同世界的责任.阿伦特的政治与教育观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政治在教育中不可或缺,重视行动的政治观才能真正造就公民文化和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     

思考人的本质性活动的两种范式：劳动与行动——评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评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和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塑造和自我确证,因此构成了人的本质性活动;阿伦特将人的生存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它们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她贬低劳动和工作,推崇行动,认为行动作为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活动,是人的个性的自我展现。阿伦特批评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虽然有着现实的时代语境,但既在学理上有失偏颇,又是从道德普遍主义立场上的倒退。     

基于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领域的再阐释

公共领域一直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注。不论是阿伦特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公共领域,还是哈贝马斯民主语境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后续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消极互动＂之逻辑预设上展开的。但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协作＂或＂‘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之逻辑预设同样存在可能;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管理机制,它同时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域、社会对国家的管理域、国家自我管理域以及社会自我管理域相联系,发挥着社会管理功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从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两个方向着手;外部要素包括制度与媒体,内部要素包括公众、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空间。     

论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反思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中孕育着种种危机,比如个体的原子化、公共空间的消失等。而这些危机就是现代极权政治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而矫治危机的办法之一,就是个体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     

抽象人权的具体化

人权概念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思想史上,首先是在17、18世纪的思想家那里,以自然权利的概念出现。人权概念在20世纪重新得到重视。然而,不论是以自然权利还是以现代人的权利概念出现的人权概念,都是一种抽象的人权概念。宣布这样一种人权概念,并非意味着人们就得到了它的保护。抽象人权概念只有具体化,才能落实到现代生活中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所遭受的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就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这也反映了人权在现代社会的困境。20世纪的实践和教训表明,要享有这样一种人权,必须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权或公民身份为前提。     

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历史记忆和新的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纳粹时期的历史记忆促使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一同告别旧欧洲传统,走向世界主义,成为世界公民。鉴于原子弹造成的新的世界现实,雅斯贝尔斯把创建世界哲学视为时代的必然任务,致力于一种以世界秩序和政治自由为目标的世界政治。对极权主义因素和起源的反思,促使阿伦特与旧的欧洲传统及其哲学概念决裂,倡导一种没有传统的概念,即一种没有扶手的思想,致力于基于开放性对话和交往的一种人道的、有人类尊严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