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

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结构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现实基础。家庭农场与中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与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适应,与现有农地制度相衔接,作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契合国情;家庭农场有利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利益,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石;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双重优势,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风险控制的相对平衡,是基于资源约束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农民权益保护的现实状况,认为农民权益存在3个维度的缺失,即经济权益缺失、政治权益缺失、社会权益缺失.探讨我国农民权益缺失的成因,指出制度、市场、政府三重失灵的困境致使农民权益缺失.对“第三部门”理论进行反思,从公民主体性社会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的相会关系出发,构建新型的农村社区保障模式,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将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进行优化,以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为出发点,提出构建社区保障模式,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加快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以发展促规范,以发展促保障的路径.     

完善现行立法破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

从法律视角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成因及对策进行探讨,认为应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拓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渠道;借鉴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经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能力;立法应允许以家庭承包的农地抵押,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抵押担保财产范围。     

青岛市农民职业技能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农民职业技能素质已成为制约农民充分就业和增收的关键因素。青岛市政府虽高度重视对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并探索了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教育模式,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除培训供给者——政府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整合培训资源,加强法制建设,满足农民多元化的需求外,更多的是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发展动力。     

试论北宋时期河南的畜牧业

北宋时期河南畜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官营牧马业空前繁盛。从地域上看,京师开封的畜牧业独占鳌头,豫西洛阳、豫北安阳、新乡、豫西南南阳等地畜牧业异军突起,淮河流域的信阳则相对落后。畜牧业的发展得益于北宋时期气候的寒冷,农牧分界线的南移;三京四辅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以及河南本身的自然地理条件。     

恽代英与毛泽东的农运思想比较

恽代英和毛泽东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和无产阶级同盟军,而恽代英先于毛泽东提出此观点;二人都注重调查研究,提出关心农民利益、解决农民问题是发动农民革命的前提,而恽代英早于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二者都提出要宣传组织农民,恽代英关心方式方法的微观面,毛泽东注重的是纲领政策的宏观面。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安置政策分析:社会保护的视角——以“河南模式”为例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通过开展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和实施就业及家庭政策,初步解决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和发展问题,但是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困境和不足。基于社会保护理论的视角,有效解决"河南模式"困境与不足的路径是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个人到社区、从生存到发展、从需要满足到权利本位的转向,重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社会保护取向的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     

豫西“伏牛山”名称考略

豫西伏牛山的名称由来有因形状、传说、传讹得名之说,后者最为可信。成名时间在魏晋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期之间,最有可能在隋代,晚至清末已成为专名。伏牛山地区佛教的发展、传播在山名的确定和专称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河南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视角

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紧密相关、在城乡间转移与城镇化紧密相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决策是一种基于信息传播、预期形成的复杂微观决定,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区域非农产业集体转移,宏观上表现为转移目的地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预期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工业化、城镇化联结在一起,使得城镇化水平对工业化发展的弹性在短期、长期分别表现出滞后和超前的特征。在构建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局部调整一自适应期望综合模型基础上,运用河南省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河南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可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河南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及其主体参与机制建构：苏浙沪调查

城镇化建设不是政府的独角戏。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农民,其主体意愿应该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从调研数据看,现阶段农民对城镇化建设的认知表面上处于两栖状态,但实际上对城镇化建设的理想状态还是比较清晰的。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城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考虑,还是对现实中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客观诉求的真切关照,建构农民主体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