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干宝史学思想钩沉

受《周易》变易观的影响,干宝具有丰富的历史变化思想,这使他在剖析历史时能够深入事物发展的内部,获得一些迹近真理的认识。从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出发,干宝非常重视学术的教化作用,极力崇儒贬玄。同时干宝也很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西晋的统治进行了极为精辟地剖析。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干宝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主张,从而为史学在六朝间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主义的哲学分析

中国古代的历史主义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上面发育而成,转过来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的历史主义主要包括感情总体历史的世界观、超越现实的人生观和保存与创造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它是中国人敬天法祖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形成中国人特有的悠游含蕴却又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的重要因素。     

《隋唐演义》与《红楼梦》

《隋唐演义》的成就虽然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无论是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还是写法上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炀帝和贾宝玉两个人物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唐玄宗梅、杨二妃的对比对钗、黛并置的设计有一定启发;西苑与大观园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仙人转世的模式、情与政结合的写法以及贯穿其中的感伤情绪等在《红楼梦》中也可以见到其影子。《红楼梦》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因而使小说有了永久的魅力。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词之美感特质的演进与历史之世变有着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而词学家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也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在积累和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伴随晚清之世变,产生了大量史词,委婉曲折地反映出世变的阴影,正是晚清史词优秀作品的共同特征.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再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

在民族区域自冶制度已经走过60多个年头的今天,用一个新的视角再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的基本理论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进行了新的视角的剖析,认为我党在建国初期最终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种影响因素结构化作用的结果。     

考证方法的教学训练——以“吉贝”为例

考证是以推敲证据来获得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历史文献经过考证才能读通、理解和得到史料。以“吉贝”作为考证方法训练的典型案例,既可以训练历史学本科生的基本专业技能,还能证实古代岭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织技术为祖国棉织业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德国历史学派与!" 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的启示

在资本、商品与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全球化时代,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来自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这个时代,并且在保持差异的前提下和谐相处。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改变了物质生活的样貌。但是,“大量传送而无社会中介”的信息未曾将第三世界贫民窟的居民的行为变得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却使他们感到陌生、吸引、迷惑与无助。实际上,这大概是所有人的困境。在四处流传的信息中包含着如此多样的行为方式,以致于人们只好转过身去,在“某种文化遗产、某种语言、某种…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