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历史流传物 ——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原始崇拜与人类精神变革探讨

漫长的原始社会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奠定了人类历史的开端和基础。原始社会的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自在性和自然性。在原始社会,人类在总体上有了朦胧的类意识,而且这种类意识一开始就与宗教神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章主要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演变中探讨原始社会人们的精神觉醒历程。     

“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

＂边塞新诗＂、＂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歌＂相互混淆,泛化且淡化了重点和特征,使得读者和作者都难以认知把握＂新边塞诗＂;宏观视角、＂大我胸襟＂的主流性或意识形态性,也使得＂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公元12世纪之前渭水上游生态环境演变初探

渭水上游地区历史上曾经"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资治通鉴》记载隋唐时期"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然而后来,由于自然因素的变化,特别是人类长期不科学的开发,以致"山川顿失真面目",从而使该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制约,导致近代"陇中疾苦甲天下"景况的出现。揭示演变特点,反思历史,为我们保护环境实现科学发展提供珍贵的历史借鉴。     

试论荆州古城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及其利用

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荆州古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特点十分鲜明。荆州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历史底蕴深厚、分布广泛、类型多样、档次高、地面遗存少等特点。在开发利用古城历史文化资源时,要重视挖掘已灭失但历史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要以市场为导向,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还要利用与保护并重,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论《史记》所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气节风范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近三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弘扬。在这部巨著中,司马迁深刻地总结与大力地弘扬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并对"游侠"与"刺客"的作用与积极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辨证。这种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生动地体现在《史记》各种人物传记中,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The Revenge of History –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Post‐Communist Family Policy in the Czech Republic,Hungary and Poland

The authors combin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show that despite the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1990s,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and before the communist era provides the best explanation for current childcare policies in Central Europe. While most authors have concentrated on policy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region since 1989,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se policies and shows that today's policies are highly influenced by a certain dynamics that had already emerged under communist rule. It shows that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pproach, which analyses the ‘gendered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and policy legacies at various critical junctures, can explain why family policies in Central Europe had already begun to differ during the communist era, why these main differences continue and why even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follow logically from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