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1949年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南方大片解放区急需大量领导干部,南下干部应运而生。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政策制定,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放全中国,建立稳固新政权的重要条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奔赴到南方各省市地区。其中,南下衡阳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为衡阳的解放及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代市场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思路探析

现代市场条件下,城市规划工作在观念、编制及管理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本文旨在探析在市场运作中实现合理利用土地与环境资源、调整和完善城市功能的规划思路,提出：规划工作需着眼于面向市场的价值观,借助于新型的管理机制,依托于一系列科学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规划编制技术支持,如挖潜土地价值、环境有偿享用;回收环境区“外泄收益”、卸载周边“外排成本”;以合理的规划创造高价值区位;深化近远期规划成果,通过阶段性公共绿地的“换位”酝酿城市发展潜力;制定“未来旧城改造计划”以切实转变外延式城市发展模式等。使城市发展始终处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有序的目标控制之中。     

中心城市建设综合交通系统的经验、启示与对策——以伦敦、广州为例

通过分析伦敦的交通规划、建设、运营与管理措施,发现我国中心城市的严重交通拥堵主要源于落后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大量引入多层高架公路进入市中心而忽视轨道交通建设,对公交优先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执行不力;城市公共交通工具营运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接驳;运营的低效率和管理不当,由此造成了典型的“大城市病”。根据后现代主义城市建设思想,结合当前中心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的现状,提出了广州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12项具体措施。     

开封新区开发与古城空间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古城开封为实例,分析了当前新形势下古城开封空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借助古城汴西新区的开发为契机,探索新区与古城合理的空间互动模式。同时通过对城市发展历程的研究,提炼出新区与古城互动要素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实现汴西新区开发与古城空间发展互动关系的策略,探索新区与古城合理的空间互动模式,从而积极地调整和优化规划思想,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供更广泛和完善的选择。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汽车化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

汽车化引起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居住方式、购物方式、出行方式、休闲方式四个方面。在我国汽车化迅猛发展之际,考察、分析和评价这些新的生活方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

政府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具有内在联系,政府组织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过程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行为,是通过组织间和组织外传播与动员对象进行的有效互动。其中,组织间传播是一种基于人情投资的资源动员,而组织外传播则主要通过人际传播起作用。政府组织在面对面的人际动员实践中既存在“培养典型”等传统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也利用了情感等多种因素,此外还引入了国家正式权力进行惩戒动员。     

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捉民工传媒话语缺失与重构

农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独特作用。现实上,农民工存在传媒“话语”的缺失,这造成了农民工的“集体无语”并影响了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因此,需要重建农民工的传媒“话语”,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