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化背景下电视剧《胡杨女人》的商品消费性特征解析

《胡杨女人》是文化产业化背景下生产的蒙古族题材电视剧。该剧得以在央视1套和8套连续4次反复播出,与其在创作方面的创新性探索不无关联,尤其突出表现为剧作的商品消费性特征明显,即注重讲故事、民俗文化参与叙事、自然景观的奇异化。该剧的成功为文化产业化时代蒙古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关于"信心与反省"的讨论及其他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的种种世界主义的主张形成一种紧张的对峙.《独立评论》围绕"如何树立民族信心"的讨论,正是这一"紧张对峙"的反映.通过对这一讨论的内容、背景及其与"本位文化"论战的关联等多方面的梳理,试图展示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学人在国难日渐深重、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昂的现实面前的坚持、妥协和困窘,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既对立又相通的生动复杂的面相.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南北朝释奠推行模式比较

释奠是魏晋以来由皇帝、皇太子倡导推行的国家级学礼,以尊师崇圣为宗旨,倡导了当时以及后世的崇儒学风。南朝的释奠丰富详备,且讲且奠,由帝王、太子在京师举行典礼;北朝的释奠前简后详,呈后来居上之势,逐渐发展为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推行的官学学礼。释奠成为普及面甚广的全国性学礼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南、北礼仪文化的迥异品质和整体差异。     

胡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意向

胡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意向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特征。胡适非常关注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参与、介入、阐释、创造和改写,以及作品在不同时空背景中的各种阐释可能,以此达到使读者为中国社会的改良而努力的功利目的。     

论1940—50年代中共对胡适的积极争取

1940-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为国家的和平、建设与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抗战胜利后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挥影响;建国前夕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与过去决裂,在思想信仰和治学方法方面改宗马克思主义,以影响和挽留一批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服务;50年代中期争取胡适,是期望他拥护统一事业,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大业。胡适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1949年以后大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胡适最终没有接受统战的重要成因。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