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艺术审美关系初探--兼论《淮南子》中的音乐审美观念

音乐审美关系与价值关系一样,存在于审美主客体的协调、融合之中,因此,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协调、融合是构建音乐艺术审美关系的基础。此外,音乐审美客体必须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而音乐审美客体的内心体验是“不传之道”,是使其产生艺术感染力的源泉。     

清代宁夏籍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生平事迹考述

俞德渊(1778—1835),清宁夏府平罗县人。清代有名的循吏,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中的一员。由翰林外放江苏,为官实政在民,被陶澍、林则徐所倚重,在东南三大政河工、漕运、盐政等方面颇有建树,尤以协助陶澍整顿两淮盐政为其仕途顶峰。关于其生平,前人很少有专文论及,本文结合史料,对于他的科举、政绩作详细的考证。     

黄河夺淮后江苏淮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

在黄河夺淮以前,由古泻湖分裂后留下的大大小小的湖泊如硕项湖等,曾密布于广阔的江苏淮北平原,众多的湖泊之间又有密如蛛网的若干天然河道如泗水、沂水、沭水相沟通。黄河夺淮后,浊水溃泛于江苏淮北地区,湮塞湖泊,打乱了原有的自然水系,极大地改变了江苏淮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直接导致了江苏淮北地区河道的淤平、古泻湖群的消亡。     

博大而深厚的家国情怀——论淮剧《太阳花》中方大姑的英雄母亲形象

淮剧《太阳花》精心塑造了乡村医生方大姑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民族气节的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由此表现出其勇于为国家和民族而做出大义灭亲、舍“小家”为“国家”之壮举的凛然民族气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勇于社会责任担当的崇高精神、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     

吴陵家班谱传奇——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考论

古称吴陵的江苏泰州地区的戏曲文化，作为泰州地域文化的突出代表，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除蜚声国内外的“梅桃柳——戏曲三家村”外，明清时期泰州地区众多的昆曲家班可谓泰州戏曲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幕。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前期，泰州地区曾出现过十多个昆曲家班。一定程度上使得明末至清中前期的泰州，成为地区性的昆曲创作与表演中心，谱写了泰州戏曲史的一代传奇。根据目前可见部分地方文献和中国戏曲史料，可对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形成原因及对后世之影响等作初步考证。     

西秦地方戏曲是关陇方言的缩影

以西路秦腔、迷胡、陇剧等为主的西秦地方戏曲,吸纳过滤关陇方言,进而确立西府方言方音影响而衍生的粗犷豪放和婉转抒情并重的特点,不仅与中路秦腔并行传播,又在近百年的现代秦腔发展史上派生出许多名宿流派。追本溯源,从西路秦腔所采用的"岐、宝、凤"方言方音至今仍保留于京剧演出中的现象似可想见:正是承袭了兼融关陇方言特质的"西秦腔"根脉,才使"西、中路"秦腔奇葩竞相绽放;再从其唱词的韵辙变异与唐诗类比探析:由西而东一统中原的秦人早就已将秦风"雅言"推向全国,周秦发祥地的西府方言方音很可能是自秦汉以来的官语及文字应用的主要源头。     

“‘移步’而不‘换形’”——论京剧改革的梅兰芳模式

梅兰芳在他的艺术生涯中 ,为传统京剧艺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做了多方面的探索 ,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移步’而不‘换形’”的京剧改革模式。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改革模式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承人创新探究

川剧是巴渝地区移民文化激烈碰撞后形成的文化瑰宝,分为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等几个类型,川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以超人的才智承载着川剧技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生态迅速变迁,川剧要生存、发展必须创新。文章从重庆川剧编剧、音乐、演员、导演的改变,探究川剧传承人的创新。川剧编剧隆学义、魏明伦、罗怀臻等着力于开创新的主题、新的表现手法以适应现代背景下观众不断变化的审美诉求,演员沈铁梅、孙勇波、黄荣华、谭继琼等则大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与西洋音乐激烈碰撞,产生了新的声腔及音乐形式,在川剧濒危时刻重燃了生命之光。     

赏心悦目俗而近雅——品鉴湖南花鼓戏的乡土韵味

湖南花鼓戏是极富湖南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的地方戏剧,其表现出的浓郁醇厚的乡土韵味,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喜爱。湖南花鼓戏独特的乡土味主要表现在＂题材的乡土根＂＂语言的乡土韵＂＂装束的乡土色＂和＂音乐的乡土情＂等四个方面。特别是湖南花鼓戏的音乐语言,它最充分地表现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最直接地融入了农民喜、怒、哀、乐的乡土情。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商团领袖郁怀智

郁怀智关注上海地方建设,组建商团,保卫家园,在治理地方事务方面发挥了作用和威力。在光复上海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与起义部队一起,英勇抗敌,建立了功绩。还热心于地方教育、慈善事业。对郁怀智的历史贡献,长期以来少有人关注,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