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案例分析：“黄家医圈”现象和沈阳首届清文化节

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黄家医圈”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却为民间传统医学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的决策程序和经济动机却在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意愿相背离。     

一个家族与二十世纪的风云——评黄佩华的长篇小说《生生长流》

黄佩华是当代壮族作家中成就突出的一位。他的长篇小说《生生长流》是一部家族小说,通过对农家几代人命运的叙述,勾画了20世纪的时代变迁,视野开阔,叙述上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黄飞鸿”对手群体的演变分析--以徐克“黄飞鸿”系列为例

研究指出,在过往以晚清和民国为背景的武侠电影中,西方与东方往往被设置成邪恶／善良、殖民／被殖民、压迫／反抗这样极端对立的二元模式,西方是中国人最大的对手和敌人。但是在“黄飞鸿”系列中,徐克摒弃了既有了民族主义思路,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国民性批判”上面,随之而来,黄飞鸿对手的类型以及对手身上所蕴涵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论协同理论与建构主义的契合--以洋思、杜郎口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为背景

分析洋思、杜郎口教学模式,认为其吻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并且从宏观的把握上,也具有将协同理论应用于教学方法的创新意义。指出协同理论对教学整体系统宏观环境的把握和建构主义对于学习主体微观内部的指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对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转变旧的教学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五经文字》的正字观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以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汉字优化理论为指导,采用对照<说文>正字,测查异同并使结果量化的方法,以一定的数据为依据,考察<五经文字>的收字原则、正字标准,并对其正字观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说明其对正字学的贡献,指出它在历史上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及对今天的正字工作的借鉴作用.     

从"天人和合"到"心境交融"--佛教心性论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转化

中国传统美学在传统的自然思维支配之下缺乏真正的反思思维。这里基本的审美形态是“天人和合”;事物之谓美本质上在于它体现了与“天”或“道”,即作为本体的绝对自然之符合;美的主观性意义完全没有被意识到。佛教心性论的传入和渗透,使中华民族具有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反思。隋唐以后文艺(尤其是诗歌)就有了一种与传统显著不同的审美经验,即所谓“心境交融”。“心境交融”的审美经验结构建立在反思基础上,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直接来源于禅佛教的精神反思。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以来雁北地区主要庙会综述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地民众开始大规模自发组织修庙并组织庙会活动。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纷纷加以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长期以来,对于雁北地区的庙会活动却无人问津,这对庙会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据现存的雁北地方志资料对该地的庙会作一概述,以期促进庙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