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鸿”对手群体的演变分析--以徐克“黄飞鸿”系列为例

研究指出,在过往以晚清和民国为背景的武侠电影中,西方与东方往往被设置成邪恶／善良、殖民／被殖民、压迫／反抗这样极端对立的二元模式,西方是中国人最大的对手和敌人。但是在“黄飞鸿”系列中,徐克摒弃了既有了民族主义思路,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国民性批判”上面,随之而来,黄飞鸿对手的类型以及对手身上所蕴涵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从"天人和合"到"心境交融"--佛教心性论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转化

中国传统美学在传统的自然思维支配之下缺乏真正的反思思维。这里基本的审美形态是“天人和合”;事物之谓美本质上在于它体现了与“天”或“道”,即作为本体的绝对自然之符合;美的主观性意义完全没有被意识到。佛教心性论的传入和渗透,使中华民族具有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反思。隋唐以后文艺(尤其是诗歌)就有了一种与传统显著不同的审美经验,即所谓“心境交融”。“心境交融”的审美经验结构建立在反思基础上,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直接来源于禅佛教的精神反思。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     

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学批评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既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坚持汉学正统观念,恪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平淡中和的诗教和美刺传统。其二,知人论世、考镜源流、文品如人品的评价方式。其三,注重形象性,反对征实,反对臆测,主张顾及全篇。其四,主理尚用,有补于世,服务于现实政治。其五,史家视角,文史兼备,与时俱进。     

《易》经理论体系与《说卦传》——“易有大恒”和“易道恒中”

《说卦传》推定的"恒中生生"的思想理路,是以内化的方式"中和贯道"于《易学》的理论理系.《易》经的思想原理的推定,形成了严谨的"易道恒中"的思想体系.     

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与传统易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消解

本文对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及其流变依其内在发展逻辑作了一个概要的历史回顾 ,并重点揭示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与传统易学理论的矛盾 ,从而寻求更接近史实、更贴近易理的阴阳爻配应方案 ,根据传统的“阳一阴二”法则 ,就易卦与现行二进制的内在关联性给出数学上的说明 ,指出“先天易”系统是自在的、完备的自然数序的计数系统。     

五四时期“职教救国”思想新评

五四时期,职教社提出了“职业教育救国”的思想。它的内涵是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和社会生产力相结合,使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以促进反帝反封建的工作。这些思想都有明显的进步作用。     

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盛世”之一,但主要由于汉文帝个人的原因,以及商品经济的复苏、黄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景时期其实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对“文景之治”和文帝、景帝进行整体把握和评价的时候,吏治腐败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