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仲小说观念刍论

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史上,黄世仲的小说观念引人注目。他既肯定了小说觉世新民的作用,又强调了小说源于生活的性质;既对我国古代小说的思想作了甄别梳理,又对古代小说的艺术进行总结研究;既提出学习外国小说的文学思想,又倡导继承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黄遵宪改历观的思想历程

黄遵宪青年时期既对日本废夏历改用阳历不满,又对新鲜的阳历表现出猎奇心理,中年之后则明确指出日本迷信西法、轻易废除夏历不对。支配黄遵宪改历的思想历程的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他的改历观的思想历程揭示了两历遭遇之初,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智的二难矛盾。他的"余意改历似可不必"的主张,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荒书》校勘补

费密为蜀地新繁人,其所著《荒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荒书》最早的刻本当为怡兰堂丛书本,此刻本是唐鸿学根据新繁严渭春所藏钞本付梓,刻成后又得新繁杨氏之钞本,遂据以雠对,复出校记35条。1985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太和县御寇始末》一书,又以“外一中”的形式,把费密的《荒书》也一并出版。此书由谢伏琛标点,并作校注。然而此书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错讹。本校记以经唐鸿学校勘过的怡兰堂丛书本为底本,以《明史》、《平寇志》、《滟囊》、《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有关著作为校本,另行出校35条,而谢伏琛已校者则不在其内。     

黄小配近事小说的创作意图

黄小配从事近事小说创作的主要思想意图,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批判社会之世态炎凉,揭露宦海之升沉;二是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排满革命;三是感愤国势衰败,唤醒国民;四为发泄私愤,对政敌进行人身攻击。只有全面了解其思想意图,才可能确切、深入地理解和评价其近事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     

中华“先蚕”嫘祖考——黄帝正妃嫘祖与本姓后裔的事迹

黄帝正妃嫘祖，同“三皇”与黄帝一样，亦是神话与传说。神与人或人与神兽（或飞禽与虫蛇）相糅合，加之子孙多，迁徙地广，后人营修的祭祀载体均以首代祖先称号命名，因而也就形成多故里、多故居、多陵墓、多祠庙、多祭坛（台）等文化表象。从目前各种资料和研究成果看，传统的嫘祖故里说需要重新审视，河南西平县（西陵古国所在地）应是嫘祖（西陵氏之女）的原生地。     

从黄飞鸿功夫影视看文艺生态多样性的重建

经典化的文艺理论存在三大症结：（1）人为认定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实体性、文本性;（2）理论旨归追求普遍性、同质化（单一性）、一元性;（3）研究者习惯于把书面＂经典＂作品个例的经验当作整个文艺领域的普适性规律,遮蔽了事物的丰富复杂性。研究黄飞鸿功夫影视现象可以发现,非经典文艺理论具有下列四项特征：（1）研究对象具有文本间性;（2）理论旨归在于特殊性、异质化（非同质化）、多元开放性;（3）克服以自我价值尺度为（唯一）标准,试图建立起一个彼此平等沟通的话语交往平台;（4）非经典文艺理论不追求排他性的＂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追求文艺向度的多样性。     

税收中“黄宗羲定律”的剖析———基于税收伦理的角度分析

“黄宗羲定律”是在我国税收改革中是困扰千年的问题,指出它的根源,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对我国当代税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税收伦理的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引入高赛尔的协定道德理论,提出了一套解决“黄宗羲定律”的税收伦理思路,最后基于税收伦理对税收改革提出了建议。     

对徐渭和黄道周书法创新的重新阐释

在质疑和辨析以往书法史流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分析徐渭和黄道周的人生经历、思想资源和作品特色,透视其在中晚明书法变革过程中的过渡性和所达到的时代高度,指出是心学而非李贽思想对他们的创新起了核心作用。由此,为当下的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一种历史的人文的启示。     

土家族灯歌《黄四姐》

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娱神歌 [1]《黄四姐》采拮于湖北建始三里乡,属当地特有的灯歌·喜花鼓。后人以“联姻”和“借用”的手法将利川灯调音乐与之相融合,运用内部结构的扩充与尾部故事情结的续编,使作品原本为一段体的发展成为A+B式 2段体结构,使少“角”音的A徵六声调式得到弥补,使常出现于土家族民歌中律动性极强的“数板”得到充分运用,进一步突出了它的歌舞性特征,使土家族灯歌音乐发展得到较大的促进。无论它是古典的娱神歌,还是通过改编并用于舞台的现代表演形式,都确立了它歌舞相随的演绎特征。     

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