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确定与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对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影响,包括对实质意义上侵权一般法的影响和对侵权特别法效力判断的影响。《侵权责任法》是绝对一般法。实质意义上的侵权一般法包括适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两种情形。原有司法解释中侵权责任规范的效力取决于所解释的《民法通则》条文的效力。侵权特别法的效力判断分为法律整体判断模式和引致条款判断模式。如果行政法规上的侵权责任规范与《侵权责任法》有冲突,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侵权一般法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侵权特别法未来的立法空间和立法技术应该区分法律整体判断模式和引致条款判断模式。     

国际私法性质问题再探究

有学者曾对国际私法作出＂既非‘国际’,又非‘私法’＂的评价,这种认识一度是我国早期学界对于国际私法性质问题的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看法。如今再次认真地评读这一观点,能给我们正确认识国际私法的性质提供理论借鉴,从而正确把握国际私法的性质。国际私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国际法＂与＂国内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界限,是自成一体,具有独立、特殊性质的一类法律规范群。     

论国际私法和谐世界理念的三重境界

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价值指向是平等、公正、多元。和谐世界理念与国际私法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一重境界是力求实现各国法律体系的平等共存。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二重境界是实现对不同国家当事人的公正保护。这两重境界的和谐诉求由于国际社会现实和调整方式的局限难以实现。现代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三重境界是对传统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和调整方法进行融合,以求实现更高境界的和谐,即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的有序调整。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对不足额保险下代位求偿权的探讨

不足额保险下,当保险标的由于第三者责任造成保险损失后,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的前提下,取得对第三者的代位追偿权。同时,被保险人也有权就未获得足额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索赔。由于《保险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谁拥有优先索赔权,也没有对不足额保险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益大小的确定依据作明确规定,从而导致了对追偿所得的不同处理意见。作者认为不足额保险下,保险人应以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作为确定保险人代位追偿权益的依据。     

土壤污染刑事责任探究

土壤污染是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罪魁祸首。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土壤的行为进行惩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立法最重要的问题是责任的明晰。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土壤污染刑事责任应当有别于其他污染。在立法模式上,土壤污染的刑事责任应当既在刑法中规定,也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进行规定。     

“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兼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正式通过,"关系人"受贿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相比以前的规定,"关系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确定了关系人可以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系人作为受贿罪的共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对共犯构成要件的分析,也为共犯的认定提供了便利.结合修正案的规定分析关系人参与受贿的诸多情形,可以看出对"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仍然比较复杂并存在一些争议,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依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其必然性法律与道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其理论依据;对我国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其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其现实基础.     

论《刑法》第288条的法律适用之困境及完善

国务院法制办于2014年5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明确规定为无线电管理条例保护的对象,这无疑给刑法提出了新问题。为了维护无线电通讯秩序,中国1997年《刑法》增设了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但此罪在犯罪成立的条件上要求过高、在司法实践的认定上存在困难,几乎沦为“废条”。《刑法》要发挥保护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的作用,就必须根据现实的需要对第288条做出适当的修改,使其走出“废条”困境。     

浅析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例

死刑作为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在我国的刑事法治中一直处于独特的地位。但我国死刑制度罪名过多,涉及面过宽,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经济型的非暴力的犯罪的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对象,从而提高了我国的人权状况,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国际潮流,使我国死刑制度更趋完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