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一首别开生面的山水诗——曾公亮《宿甘露寺僧舍》论析

曾诗描绘宿甘露寺僧舍的情景。一二句写近景,三四句写远景。山水诗或者写景诗,从视觉落笔,几成为诗人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曾公亮此诗却避开这种传统章法,开篇即从感觉、听觉写起,三四句一反常理逆逻辑顺序绘景。起笔既不落窠臼,末二句写法又富创变,全诗于虚处传神,显得别开生面而又饶有新意和诗趣。     

大同皇城气象刍议

所谓“皇城气象”,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阻山带河,规划郊畿甸服;二是高城峻垣,严闰魁闳;三是殿宇林立,楼阁云连;四是建坛庙以协皇极,筑寺观以礼仙佛;五是池沼苑林,林木花卉,望水云以刺舟,着裙屐而寻胜。此五者为“皇城气象”之必备,亦为构成“皇城气象”之物质基础.     

汉代太学教育管理述评

文章对汉代太学产生、发展及演进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地梳理 ;对汉代太学在教育教学管理上的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尤其是对汉代太学在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教材管理和教学管理上的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分析概括     

普陀山寺院建筑、摩崖艺术与佛教文化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以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为代表的寺院建筑格局分属宫殿式与民居院落式两种,其作为佛教文化载体的寺院建筑与雕饰所产生的庄严、深邃、幽雅的感觉,表明这两种形式均具有佛教顶礼膜拜、超脱尘世的象征意义。普陀山又有许多摩崖石刻,内容大都是礼佛宏法或赞美景物,多数用楷体书写,端庄雄丽,与“海天佛国”的环境相谐。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

文章以晚清乡土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为视点,试图从恩宠的逻辑、恩宠的内容、恩宠的实现三个方面来探讨教民对恩宠教义的吸纳过程,从而提出,果报观念、神功崇拜等乡土文化资源是转化与安置恩宠教义的建构力量,它决定了教民的恩宠信仰虽然采纳了天主教的符号、语言与仪式,却与传统的文化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

汉代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奠基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汉皇室婚姻。其形致多姿、特点迥异,具体表现为西汉时期皇室婚姻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拘辈分,而东汉时期皇室婚姻则变得审慎、制度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两汉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造成的,即社会经济基础由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东汉时期的大地主庄园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由西汉初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轻视和社会风俗的放纵不羁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儒术独尊和知礼守节。     

略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隋炀帝虽为暴君,但仍作出不少影响当时及后代的重大功绩,因此可以说炀帝是个功过参半、可褒可贬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