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主体概念之选择

国有企业概念未能表述企业法律形态,不能作为企业法主体概念.我国国有企业可表述为六类企业主体概念.即公共企业、公有公司、相对公有公司、公产合作社企业、公产参股公司、公产合作企业.这六种企业又统称公产企业,即由公有资产投资者全部或部分投资形成的、含有公有产权的、具有经营性特征的各种形式的法人或非法人经济组织.公产企业概念比国有企业概念能更准确地表达这类企业的经济性质,更好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更好地体现现代企业的内在规律,比国有企业概念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法主体概念的要求.我国应整合现行国有企业法律法规,完善以公产企业为企业法主体概念的企业立法.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信誉主体及其产权基础

经济学视域中的信誉是坚持诚实交易、信守合约所获得的声誉。经济学所分析的信誉主体是指那些诚实交易、信守合约的个人和组织。从现实社会看,经济学的信誉主体仅仅是市场主体之一部分。由市场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的命题,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信誉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的命题。产权是信誉主体确立的基础,原因在于第一,置信的承诺显然与主体履约能力的大小密切相关;第二,交易性互动必须建立在交易各方的产权基础之上;第三,有恒产者追求的已不再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失信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研究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和财产关系的复杂化,2001年《婚姻法》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但这一制度在立法上仍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财产公示”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可行性研究

职务犯罪的主体自身所追求的利益与手中所掌控分配利益的权力之问的矛盾能否解决,是从根本上抑制职务犯罪的决定性因素。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很多方法,财产公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章分析了财产公示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可行性。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2007年10月1日起我国颁布施行的《物权法》被视为是私人财产保护的权利宣言,人们对其予以很高的期望。但《物权法》并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各地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将公共利益作随意扩张,以公共利益名义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时常发生,从而不能有效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不仅有助于《物权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且有助于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民族自决权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法律意义

民族自决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今天却被当作了民族分离和民族分裂的理论依据.本文通过澄清民族自决权的涵义,阐明了其本质特征,说明了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自治权的关系,论证了民族自决权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法律意义.     

论物权的正当性与物权法定原则

洛克的自然权利说、黑格尔的意志说、庞德的社会学说、波斯纳的经济说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揭示物权正当性的哲学基础,要正确全面理解物权正当性的内涵,应当从权利主体要求的有效性、权利来源的权威性、权利主体自由的重要性、权利和利益的相关性、权利的道德性以及权利的效率性等方面综合考察.实现物权的正当性,应当将应然的物权法定化(正当化),物权法定原则对实现物权正当性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物权法定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物权正当化的进一步实现.我们应坚持物权法原则定的同时,又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法,在法定物权不能满足正当性要求时,应当及时对法律进行修改.     

论占有制度的法律价值——兼论《物权法》中占有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占有的法律价值主要体现在秩序价值、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三个方面。从价值的角度来看,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占有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明确占有权利、确立公示公信、补充权利推定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八二宪法”30年产权结构的变迁

近30年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主要表现为产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多元化、非公有制产权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我国产权结构变迁的基本方式是：先有产权及其结构变迁的事实（违宪）,然后总结产权变迁的经验并制定宪法修正案（修宪）,最后在宪法中加以确认并加以制度上推广（合宪）。这样一条产权结构变迁路线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变迁的必然结果,符合当时社会变革的需求,促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宪法制度的完善,但同时也给我国宪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我国现行宪法产权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协调宪法内部关于产权制度的各项规定,尽量减少关于产权制度方面的宪法规定,无疑是回应这一挑战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