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中前行——作为政治策略的"孤岛"时期古装片

上海"孤岛"作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夹缝中的灰色地带,一直以来都被冠以了一种特殊而又暧昧的身份标识,对于彼时彼地的电影生产与传播而言,更是一道令人称奇的风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孤岛"时期古装片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民族主义精神巧妙地融入文本内核中借古喻今以抒发爱国精神.这种文本实践方式依托于"孤岛"特殊的文化气候,是在商业与政治的合力下生发的,并且由于政治、阶级和身份的差异使得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孤岛"影人以及电影商人在内的古装片生产群体在表述这一政治策略时有着些许价值判断上的偏差,但最终这种多方合力下的政治策略成功地在电影叙事中建构起民族主体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想象的虚构".     

理论的跨界:"党的文艺战士"冯乃超的电影观念考索

冯乃超是中共早期革命文艺实践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但学界历来对冯乃超的研究只专注于其文学上的造诣,却忽略了他对于电影的相关论述.事实上,冯乃超的电影观念与其无产阶级文艺实践有着本质性关联,其倡导的"革命文学"论将文艺视作思想武器,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强调电影社会功能的同时,冯乃超提出了通过"朴素性"表演建构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路径.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上,冯乃超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别对有声电影、电影的特性及电影剧作进行了理论阐释.     

金属表面配位化学反应与成膜机理

用FT—IR,F—IR,FT—Raman,XPS和AES研究镍表面Mo—S簇合物膜,结果表明,膜层中存在Mo—S—Ni、Mo—S—Mo和端基Mo—S键,膜是由MoS_2与Mo—S—Ni簇合物组成的多分子层,可描述为双层结构。阐述了表面配位化学反应中的成膜机理和影响配合物膜形成的因素。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民族元素与共同体想象交融的美学镜像——万玛才旦电影论

万玛才旦是21世纪“藏地新浪潮”电影的执牛耳者，其以作家兼导演双重身份借光影展开民族与世界的对话。观万玛近十部影片，主题聚焦于藏区生活，以启蒙与反启蒙的镜像留白来呈现文化的承递、交融、断裂与反思;视听空间彰显民族性，民族元素由表及里立体糅合，高原景观、藏文化、藏艺术等多向度表达一个“真实”的藏区;镜像格调极具辨识度，象征、简约的构图习惯，互文的阐释方法，重复镜像的虚实消解等显示出万玛的镜像标签，同时作者电影主体性与类型化存在对弈;尝试以民族与世界对话的光影方式介入共同体想象，由个体人情感指向人类共通情感，藉此实现美学共同体。     

少数民族影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逻辑

少数民族影视是生产、培育、传播并塑造各个民族共同心理的重要载体，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机要素，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阵地之一。本文主要从少数民族影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视角进行分析得出：少数民族影视生产、发展、传播、创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并在理论与实践逻辑两个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体来说，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影视生产、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逻辑上的紧密相连与结构逻辑上的相辅相成；实践上主要表现其传播、创新在功能逻辑上的相得益彰与选择逻辑上的殊途同归。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影视生产、发展、传播、创新层面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逻辑，才能促进少数民族影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调发展。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     

"再虚构"与逻辑的悖逆及思想的断裂——《药》与《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合论

在时代焦虑情绪的影响下,鲁迅所秉持的是一种空间文化史观,以虚构的"病例"与"灵魂"探索国民的历史病根、思考政治现实,是其表达思想的典型方式.影片《药》与《阿Q正传》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对小说中的"病例"与"灵魂"进行再虚构以实现光影转世与跨界传播的同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通俗化特征.《药》中普通民众坚定的政治立场与《阿Q正传》中王胡高于历史中间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均与真实的历史逻辑相悖逆.白举人与夏三爷的合二为一虽使得两部影片实现了情节弥合,但两部影片所传递的关于"革命"的观感截然不同,影片展现的思想呈断裂状态.语言的精炼与思想的深刻造就了鲁迅小说高度雅化的特征,电影以集体化创作与大众化受体为表征,高度通俗化的电影《药》与《阿Q正传》难以再现雅化的小说.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银幕劳模形象变迁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劳动模范作为中国独有的身份与形象,不间断地出现在银幕上,成为中国电影中的典型形象之一.自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模范形象在银幕中的呈现并不是单质的、统一的,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期特征,这既与不同时期的时代母题和政治要求有关,又关乎创作者的心态.具体来讲,"十七年"时期电影中的劳动模范形象是一种集体奋进意识和"竞赛精神"的典型代表;新时期伊始,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银幕中的劳动模范在日常生活中凸显出社交受阻、身份位移等现象;如今,劳动模范形象经历了概念拓展与价值升维,不仅创作手法多元,形象也趋于主流化,并以一种"情感真实"的面貌与观众建立起交流与对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