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贾宝玉研究综述

玉是写康熙废太子胤的。他在《〈红楼梦〉里藏血情》(《四川大学学报》2 0 0 0年第 3期 )中说 :“康熙帝的二儿子即后来囚禁至死的废太子 ,俨然就是贾宝玉形象的放大与前身 !”3 曹雪芹是贾宝玉的底本。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另一说法。正当索隐派对贾宝玉原型的推测方兴未艾之时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崛起。胡适在《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 1年出版 )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考证 ,推翻了索隐派的种种影射说 ,并提出新说 :“我们看了这些材料 ,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     

无法圆满的悲剧--我看吴宓及其文化理想

作为“学衡派”主要组织者和思想家的吴宓 ,始终无法改变其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性。这种悲剧一方面体现为他的古典主义理想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实际明显脱节 ,另一方面则在于就是吴宓自己也无法调和“亦新亦旧”的内外矛盾 ,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他成为了新与旧之间的孤独的文化旅人。     

论弥尔顿《咏失明》及其早期中国因缘

通过细读文本,反驳了约翰逊博士对弥尔顿十四行诗不公正的评价,指出《咏失明》中的有机统一足以使它成为十四行诗中的杰作,形式与内容之间丰富而微妙的互动表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在诗中,言说者内心的两个侧面,自然人和基督徒,彼此对话。二者的矛盾在审美化的过程中,即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对这一经历的艺术升华中得以统一。文章还追溯了《咏失明》在中国的早期因缘,主要是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中的译诗和吴宓的译写、教学。     

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     

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理论轮廓

摘要：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恒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台湾现代诗界对于后现代状况的发生与取名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不赞成或不喜欢后现代艺术表现的学者、炒作或消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及从文化角度研究后现代的学者除外,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论述意见也有分岐明显的两派。通过探讨理论演绎后的台湾后现代论述轮廓,从时间上与美学上的后现代意涵,可把握台湾现代诗坛理解中的后现代诗特质,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派别与意见．进而讨论奚密、廖炳惠、简政珍对后现代的思索。     

周密的家世与交游对其笔记撰述之影响

周密是宋末元初的笔记撰述大家,他的笔记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各层面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文学、历史价值。周密的家学传统影响着其笔记撰述的原则和理念,父祖辈岁编日记的“家乘”、“日录”,为周密本人的笔记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与撰述典范。而周密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交游,对其笔记撰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识养成和资料积累上。     

贾宝玉和袭人的世俗情缘

据《红楼梦》文本描写,小姐里宝玉爱的是黛玉,丫鬟里宝玉爱的却是袭人。虽然宝玉和袭人的爱主要体现在生活层面上,爱得相对世俗温暖,但这也是一种真情之爱,也可以说是一种世俗情缘。宝玉和袭人之间的情爱是逐步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宝玉对待袭人同对待黛玉、宝钗、湘云、晴雯态度的异同比较,可以看出宝玉和袭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爱的真情。     

黄帝陵所在地之我见

黄帝是被神话了的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各地的陵庙、故里都是纪念性建筑,没有必要争论真假。但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祭祀地点却有约定成俗的意义,有助于加强统一,应当沿袭和遵守。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作为专有地理名词,“长安”本指立都关中的汉、唐等王朝京城,但是进入宋词意象体系的“长安”,除指称本朝都城汴京、临安之外,也被宋代词人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宋词文本出发,通过对宋词中频繁使用的“长安”意象之考察,认为“长安”在宋词中不仅是官场、君恩、文人政治理想、政治名利场以及玩乐之地等的代称,甚至在南宋词中,它也指王朝丧失的北方疆域;“长安”在宋词中的丰富含义及其意义的变化,既与宋王朝治下国运衰微的现实有关,也与宋人对前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