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渠道的R&D溢出、吸收能力与中国技术进步——基于一个扩展的LP方法的实证研究

使用技术差距为新的权重对国际R&D溢出测算的LP方法进行了改进,并将改进前后两种方法测得的19852007年间通过FDI渠道溢出到我国的国际R&D存量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改进前的测算方法对国际R&D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略有低估;加入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投入与国际R&D溢出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示改进后的测算方法比原方法更为精确有效.从回归的结果还可以得出:国内R&D投入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但FDI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的人力资本还未达到有效吸收国外研发溢出的水平,研发投入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际研发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增强山西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正效应的策略

FDI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但也能降低内资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产出率.通过对FDI技术溢出正负效应的对比分析,基于山西FDI发展现状,研究了影响山西FDI技术溢出的因素,并指出应通过改善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策略,以扩大山西FDI技术溢出正效应,降低其产生的负效应,从而达到实现山西科技进步、提高引资效率和质量、促进山西经济增长的目的.     

市场结构、制度引进与制度生根

作为制度引进之国或地区提升自身制度的一种手段,制度引进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所引进制度进行适应性制度嫁接而厚植制度引进之国或地区本身制度创新的潜能,以实现制度生根。不同性质的市场结构对制度引进厂商及产业的适应性制度嫁接成本、参与制度引进竞赛的厂商数量以及制度生根本身各自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与制度引进相关的制度创新存在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对产业的制度学习具有乘数效应,并可藉此加速在产业层面形成相关制度基础及产业共有制度能力。溢出效应对制度生根具有正向影响效应,且溢出效应更强与竞争强度更高的市场结构更利于实现并加速制度生根。在一般常见的市场竞争结构中,如若边缘厂商的制度效率并不高于主导厂商,且边缘厂商的初始制度引进成本与其适应性制度嫁接成本为替代关系,则边缘厂商与主导厂商之间的制度引进竞争加剧不但无法加速制度生根,反倒会造成边缘厂商初始制度引进成本投入的大量重复浪费,进而难以促进社会福利极大化目标的实现。     

集群知识溢出的竞争力提升效应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集群知识溢出效应成为集群研究领域的前沿。一直以来 ,学术界对集群内部与集群外部知识溢出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 ,对集群外部知识溢出的探讨显得明显不足。本文首先阐释了集群内部知识溢出的创新效率、创新能力提升效应以及集群内部默会性知识的激活效应 ,然后指出 ,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还有赖外部知识溢出的获取与利用 ,集群吸收能力是有效利用外部知识的关键。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4-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国际研发技术溢出模型,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吸收能力对这种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自主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以人力资本、研发强度、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为表征的吸收能力对不同地区的OFDI技术提升效应有着不同的影响.     

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1979-2012年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形成机制,得出结论如下:经济波动在淘汰本地区低效率投资项目和企业、优化投资结构、从而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直接效应的基础上,因受中国地区间激烈竞争和产业同构的影响,会吸引邻近地区的优质资源,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结构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从动态视角的检验发现,相比于短期,两种效应在长期的作用更大.本文关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机理,以及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宏观经济对沪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k）-MGARCH—BEKK（1，1）模型

本文基于VAR（k）-MGARCH—BEKK（1,1）模型和Wald检验探讨了2003—2008年期间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汇率、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增长率、M0、宏观景气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对沪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除了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和M0之外,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率（速度）均对沪市收益率产生显著的、直接的波动溢出效应。     

我国雾霾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

本文以我国1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以PM25和PM10作为雾霾污染的衡量指标,构建空间Tobit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KC)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控制了经济规模等变量之后,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支持倒“U”型的EKC假说,而是呈现线性递减关系,由此可见,我国的雾霾污染治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在诸多控制变量中,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经济密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雾霾污染,且雾霾污染与地理区位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尽管目前雾霾污染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应清醒地认识到雾霾污染的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技术

采用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方法,以动态参数Copula模型描述金融变量间的相依结构、以GARCH类模型描述各金融变量的边际分布,通过构建的联合分布计算ΔCoVaR。利用此方法度量中国大陆与美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此方法计算的ΔCoVaR能同时反映时变波动性与时变相依性,可更灵敏准确地度量危机时的极端风险溢出。     

R&D空间溢出对R&D投入产生的效应分析

为避免空间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文章构建了空间联立方程,采用多种空间面板模型,构建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基于中国区域数据,考察了R&D空间溢出对R&D投入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的R&D空间溢出对R&D投入产生了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无论是其他地区的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都对本地区产生了积极互补效应.制度距离是影响空间知识溢出的重要影响因素,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了企业的R&D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