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大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大传》总结了先秦时期的朴素辩证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主要是：发展了阴阳概念，使之上升为表述事物对立同一关系普遍原理的哲学范畴；研究了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着重揭示了对立双方的交感、和谐是生命流程之创造、发展的根据；赋予辩证发展观以价值意义，并提炼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健行”精神，从而对于人生意义具有重大影响。这就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朴素辩证方法的理论基础，使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独有的价值     

“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

本文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性”(sex,gender)是我们理解某个哲学传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维度;即在哲学思维中有没有对“性别”的意识,会深刻影响一种哲学的特点与走向。具体结论如下:(1)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存在论与认识论)中无性别意识,但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这种意识正在觉醒;(2)中国传统的主流哲理思想(《易》、儒、道、阴阳、兵、法诸家)中有鲜明的性别意识;(3)这种区别有力地造成了中西传统哲学之间的一些重大不同。比如有性别意识的中国哲理传统看重相对相济的动态生成关系,并犤在儒家中犦重视这关系所生成的世代结构,也就是家庭、家族、民族与文化的长久延续,善于领会活的生存境域中的时机认为技艺而非逻辑、科学是获得真知的最有效手段。而西方传统哲学基本是反其道而行之。文章最后讨论了女性在这两种不同的哲理传统中的地位,触及当前女权主义提出的一些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藏书的法律性质研究

本文从法律角度 ,对图书馆和读者就图书馆藏书的所有权、用益权两个方面 ,论述了这两种权力对图书馆藏书价值实现的作用。并重点探讨了读者对图书馆藏书用益权的特征和其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法律意义。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试论《列女传》的语言艺术

《列女传》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运用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表现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形象贴切的比喻手法，丰富多彩的引语，精当独到的议论等不少出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语言表现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学成就。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 ДХ . 1 90 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 ,是目前所见的惟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 ,对研究元代养济院制度和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件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 ,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 ,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 ,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 ,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