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三进制"研讨

通过对"扬雄三进制"由来的揭示,继而论证了各数难以确认的原因;然后提出了确认各数的公式以及三进制的拓展,三进制与十进制的换算及优越性;简介了三进制加、减、乘、除的运算法.     

《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以神道观念为切入点

<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二者在相同的表现对象上体现出的审美异趣,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性征.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祖先崇拜与人类主体地位的觉醒——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诗经·商颂》与《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因素的祭祀祖先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商、周部族对自己始祖的歌颂,以及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尊重,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由自然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体,有了明确的"类"意识。但这种意识是是群体的,因为,这时的个人还没有能力离开集体独立生存,也就不可能产生个体意识。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透过《诗经》探究孔子的女性观

《诗》之为经，与孔子的推崇直接相关。从孔子读《诗》的态度、观点中发现，孔子教读《诗经》，从一个较直观准确的角度反映了他的女性观。孔子对于女性，他是给予了一定的尊重与肯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孔子也认为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只是男性的附庸，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其社会的价值只是建立在对男性依附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