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鸡漫志》作者王灼生卒年补考

笔者旧考王灼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年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后。今综合考察王灼诗文和相关史料,对生于崇宁四年说进行了若干补证,新考证王灼卒年在淳熙八年(1181)秋以后。     

从“撮泰吉”析彝族文化生态重建

"撮泰吉"是仅存于贵州省威宁县板底乡的一种彝族古戏。它是一种戏剧化的仪式,是板底自然生态环境孕育出的特有文化。它不仅发出了对生命起源的追问,还体现了板底彝民社会的秩序;它既是有形的仪式展演,也是无形的观念形态;它借助于传统的节日活动得以传承,并真实地展示着社会变迁。"撮泰吉"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其价值生成就具有"生态性"的特点,它所展示的文化特征正是我们今天去关注的——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重建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     

论元曲家乔吉的心态特征

自赏、自嘲与自慰 ,是元曲家乔吉心态的种种表征 ,是“形” ;细究开来 ,里面充溢着玩世、苦闷与通达的人生情怀 ,是“意”。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纪昀《瀛奎律髓刊误》的得与失

纪昀批评方回《瀛奎律髓》有《瀛奎律髓刊误》一书,虽然在全书之总序中,对方书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但是在书中之具体评语中,却承认方回有大量“精确之论”。本文对纪评之得失作出详尽分析,揭示纪评由一概之抽象否定到大量之具体肯定的深刻矛盾现象,指出研读《瀛奎律髓》,既不能存《瀛奎律髓刊误》先入之见,以妨碍对方回原评的正确理解,也不能置纪昀之卓论精识于不顾,需要仔细判别,参酌取用。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京津冀文化圈的渊源和载体

今日京津冀文化圈源头的冀文化是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区域文化的渊源和载体。冀域文化圈内发掘的大量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原始族群的大量活动遗迹表明冀文化的产生源于华夏族群的长期共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有形的历史文化载体及长期的繁荣为冀文化的研究以及挖掘冀文化的贡献,对探讨京津冀区域文化特征提供了可靠资源。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六朝诗赋观考辨——以《文赋》、《文章流别论》、《文选》、《文心雕龙》为中心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辨析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考察其来龙去脉,既可以追溯诗赋观的源流,又可以厘清六朝人与汉人诗赋观的异同,还可以初步勾勒这两个时期诗赋辨体的情状。     

晚唐大历诗风的回归与《极玄集》

大和时期 ,文宗尊儒教 ,修经义 ,务实抑华 ,力矫浮薄士风。在诗歌创作上 ,喜大历 ,重清峻 ,排浮艳。而甘露之变后 ,士心的苦闷哀伤与安史之乱后大历士人消沉的心态也正相一致 ,大历诗人再次遇见知音。《极玄集》的出现 ,标志着晚唐诗风回归大历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