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许三观卖血记》“前景化”直接引语的美学价值

《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主要由人物直接引语叙述修辞来展示的小说,大量直接引语的配备增强了文本的直接性、生动性和戏剧性,对塑造人物性格起到了很好作用。但文本中也存在许多有悖于相关准则的直接引语现象：从直接引语的结构来看,文本中存在少量直接引语的变异形式;从叙述的流利性来看。有的直接引语并不干净利落,显得相当笨拙;从人物对话原原本本的记录来看,有的直接引语不符合现场对话的叙述语境;从特殊的音响效果来看,有些直接引语与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不相吻合,等等。这些具有“前景化”特征的直接引语,对凸显文本主题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京津冀文化圈的渊源和载体

今日京津冀文化圈源头的冀文化是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区域文化的渊源和载体。冀域文化圈内发掘的大量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原始族群的大量活动遗迹表明冀文化的产生源于华夏族群的长期共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有形的历史文化载体及长期的繁荣为冀文化的研究以及挖掘冀文化的贡献,对探讨京津冀区域文化特征提供了可靠资源。     

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礼记》宾客礼仪伦理思想探析

礼仪道德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的标志。《礼记》中的宾客礼仪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大体可分为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三部分为内容。在《礼记》的宾客礼仪思想中,对“敬”、“让”思想的阐释,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意蕴,其中以乡饮酒礼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伦理,宾客礼仪的内容是通过燕礼、聘礼等诸礼仪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宾客礼仪建立在周代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之上,其中具有生命力的内核仍镌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季羡林和比较故事学研究——读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作为关于对故事体裁做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实际上由比较文学牵连出另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比较故事学。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论断是:1.认为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2.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相得益彰;3.汉译佛经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4.应将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5.应偏好"比较文学中直接影响的一派"。     

论阮籍“孤露”心态与其诗文创作之关系

阮籍幼年的“孤露”心态,与他崇敬女性的态度以及对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依恋和背离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其诗文创作中所体现的对儒、道文化的徘徊无适也与此有关。正是幼年“孤露”身世的独特性,造就了阮籍潜在的女性眷恋心迹。阮籍成长过程中的角色转变,促使了他依恋而又背离的“孤露”心态的形成一不即不离。这种“孤露”心态贯穿于阮籍成年后的政治态度、玄学思考与文学创作之中。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季本《诗经》学思想研究

从对季本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的文本解读出发,通过对他的生平及著作的研究,分析探明其诗经学思想,揭示了明代诸多解读诗经著作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