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与古代礼仪文化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蕴涵了丰富的礼仪文化信息。且、祖、俎、豆等字蕴涵了吉礼文化;丧、葬、墓、坟等字蕴涵了凶礼文化;田、获、焚等字蕴涵了军礼文化;朝、宗、觐、会等字蕴涵了宾礼文化;婚、采、媒、妁等字蕴涵了嘉礼文化。     

嵇康《狮子击象图》献疑

唐人著录嵇康绘有《狮子击象图》,但该图恐非嵇康之作。"狮子击象"作为一种异域景象传入中原,结缘于佛教在中土的流播。狮子形象大约在东晋时期进入文士绘画题材。宗炳《狮子击象图序》交代了该图的绘事缘起,《狮子击象图》本系宗炳之作的可能性较大。唐人归之于嵇康名下,和嵇康刚烈的性格与"狮子击象"的惨烈意象暗合,其白画跟《狮子击象图》在文献著录中并行流传引起误题以及唐人借其题签抬高画价有关。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朱熹作过《〈横渠集〉校补》吗?——束景南“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说献疑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横渠集》的校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他对张载《文集》遗文的搜集、版本的比较研究、刊刻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以及对吕祖谦刊本的肯定和批评来看,他确实对《横渠集》下过一番整理的工夫,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笔者却很难赞同束景南先生"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的结论。可以说,朱熹之于张载《横渠集》,是有"校补",但不一定有"《校补》",更难说有过"刻版"。但不管怎么说,对《横渠集》校补的关注和投入,的确是朱熹全面理解张载思想的重要步骤。     

冀贡泉与山西近代法学教育之发展

冀贡泉是山西省法学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法学家,在山西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山西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奠定山西法学教育发展的基础。他的法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以后法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试论《考工记》科技思想的人文关怀情结

《考工记》凝结着浓浓的科技人文关照情结。概而言之,即和谐是科技之本,实用是科技之经,生活是科技之源,艺术是科技之躯,生命是科技之脉,精确是科技之根,求真是科技之性,尚智是科技之脑等思想,其创新之处正在于他把自然、科学、文化、生命真正有机地贯通了起来,实现了科技生活的人文复归,避免了西方式的＂主客二分＂模式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后果。     

物·意·文：陆机文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陆机的“意称物”、“文逮意”,超越了一般的“言意之辨”命题,形成了“物、意、文统一”的逻辑系统,作为反映论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普适性。不过从现代文艺观及语言哲学观着眼,“物、意、文”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文学类别,“物、意、文”之间的关联迥然不同。从遵循“物、意、文”统一,到崇奉精神创造和语言表达的自由空间,关涉到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文学观念的扩版。无论从纵向历史演进还是从横向关联上看,任何文艺观念都有它的不完备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所在。     

论陆机《拟古诗》、《赴洛道中作》等五言诗的写作时间

陆机应是南人中写作新兴五言诗的第一人,其五言诗风格和成就,是陆机入洛学习和仿效曹魏文化的结果;陆机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应是陆机多次赴洛中的晚年之作;陆机对曹植代表的建安诗风的模拟仿作,正是陆机对曹魏文化学习和模拟的结果,其中对十九首的拟作,也应该是陆机在北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之后的作品,而非陆机赴洛之前所作.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对普寂生平的两个澄清——兼论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史书对唐代北宗禅高僧普寂晚年居住地和籍贯,有不同记载。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和《资治通鉴》《旧唐书》《元和姓纂》等史料考证：（1）普寂晚年居住洛阳,并卒于此;（2）长乐信都是普寂俗家郡望,蒲州河东是其旧居地。在对普寂晚年驻锡之所的考证中,可以发现,唐代洛阳有兴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