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的读者和民歌形式问题

在1949年至1976年的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颂歌建构起了自身独特的传播消费方式和文本形式.工农兵群众作为意识形态的中介,介入并主导着诗歌的生产、传播、阅读和批评等各个话语实践环节,内在地规约了民歌形式的制度化进程.工农兵诗歌及其民歌形式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创新现代文化体制和追求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发展道路这两个向度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为当前诗歌重建中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从《诗经》看中原文化

《诗经》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及诗中所咏风物多数在目前尚存遗迹。《诗经》中作于中原之诗的文化内容,主要是:对祖先神灵崇拜的宗教文化;重视婚爱的民俗文化;追求人体美的文化心理。研究《诗经》时代中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化的延续性;有助于明确认识地理环境与文化产生、发展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中原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以求恢复王注原貌     

《关雎》"后妃"说索解--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之四

《文木山房诗说》以“后妃”为题,专就《关雎》诗旨做一般性的理解和认识。虽无特别的见解,但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吴敬梓的文化思想有相当佐助。概言之,吴氏倾心于传统“经学”之术,仍不贰乎儒家道统。     

试论诗词意象的营造与解读

意象是诗词创作与欣赏的中介,诗人营造意象的方法总体上有直接方式、间接方式,直接方式主要有点相与面相,间接方式主要有比喻、象征和重叠;读者对意象的解读,要通过对词语意义的解读、对再现意义的把握、对表现意义的领悟和对哲理意义的开掘,来把握诗词意象的整体审美效应。     

论早期新诗观念中诗艺和经验的紧张——以闻一多、梁实秋、俞平伯、康白情为中心

在早期新诗观念中，注重诗艺的表现和经验的表达分别体现在闻一多、梁实秋和俞平伯、康白情身上，他们之间的分歧源自于不同的诗歌观念系统，从诗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他们展开探讨有益于理解早期新诗观念的复杂性。     

当代诗歌发展进程论略

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到1976年的集体化写作阶段,1976年到1989年的群体化写作阶段,1989年至今的个体化写作阶段。每一阶段的诗歌写作在题材、主题和表达形态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表明,诗歌写作不仅可以见证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可以有效地参与时代的精神建构,其历史演变既受制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诗歌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     

何大圭行年考

何大圭是南宋初期词人,早著文名,与著名词人张元干、诗人吕本中等有交游唱和,与“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李纲关系尤为密切,靖康中李纲兵援太原,大圭为其幕官参与抗战。然生平湮没无闻,迄无考订。经检史乘笔记与类书、方志,并与时人行事、作品互证,考明了其一生大概行踪:政和八年(1118)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太学录、秘书省正字、枢密院干办官、浙西安抚司参议官。晚年居福州。     

《诗经》灾异诗述论

中国是一个多灾国家,灾异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一直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诗经》中不乏对自然灾异的描写,这些记载可以说是对灾异的形象而生动的再现。检索发现,《诗经》中涉及自然灾害的诗歌达到36首,占305篇总量的十分之一强。这些灾异诗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学性较上古灾异诗有了很大的提升。     

《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初年;《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前770年~前759年）＂二王并立＂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