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仅守诗书业,汝勿轻捐少壮时”——论陆游的家庭诗教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里,＂诗教＂始终占据着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这不仅因为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且诗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活动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工具。无诗,无以立。因此,士大夫家庭都将＂诗教＂作为家庭教育的首选。陆游即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司空图《诗赋(赞)》考论

司空图的《诗赋(赞)》由于文本异文的存在,以及句法和取喻的的不循常规,一直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通过文字校勘、文理疏通,可以发现《诗赋(赞)》是一篇蕴含很深的诗学哲学文献,非诗诗和未为奇奇是富有老子哲学智慧的诗学命题,文中河浑沇清论诗人性情风格之大要基于上述诗学命题;邻女、鼠革、蚁聚三喻包含着对当时诗风的严厉批评;历诋自是、正反对比是《诗赋(赞)》的立论思路;《诗赋(赞)》与《二十四诗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略论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可能——以语义学分析为线索

“宗唐得古”是元诗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这种后来的归纳与认定却被过度引申.客观史料和语义学的分析证明: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引申必须得到限制,它只能在“陈述”与“总结”的基础上被理解;元诗的理论口号与实践间存在巨大差异,由口号上的“宗唐”得出元诗“反宋”的引申并不能成立;元代诗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官方“雅正”诗风建立的过程,元人自身的陈述既剖明又遮蔽了历史.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论“湖畔诗歌”在五四新诗史上的价值

应修人为首的四位年青人的"湖畔诗歌",在"五四"诗坛上奏响了时代的强音:推动了爱情诗的创作潮流;转变了人们把握人生的艺术形态;支撑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表达出对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表现了对亲人的思念,特别是写景诗也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因此,"湖畔诗歌"以独特的艺术把握和思想成就,在五四新诗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20世纪50年代新诗对后期延安诗歌的“继承”

20世纪50年代新诗在“继承”后期延安诗歌创作资源过程中,呈现的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体制、队伍、生产与接受之外,风格与形式的相应延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50年代新诗的面貌.但无论就时代还是区域范围的差异,“继承”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0年代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自己的潜在内容,而其被“简约”的过程,正是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复杂化部分.     

以“民间说话”为词——论宋词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向

当词学研究者指出宋词发展不断向诗文学习,表现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文人雅词.俗词虽然与雅词同属于抒情性文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与叙事性俗文学样式民间说话等保持着亲近关系,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对于宋词尤其是俗词而言,以民间说话为词才是对其发展倾向的恰当概括.这主要从叙事、虚构以及俳谐手法等的学习上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的研究仍然忽视俗词,不能打破对俗的偏见,那么就会忽略词坛半边的风景,更无法从整体上对宋词发展予以通观.     

昆曲曲律与《牡丹亭》之《惊梦》曲词英译

文章以《惊梦》曲词为研究范本,探讨昆曲曲律与英诗格律之相通性。尽管昆曲曲词与英诗之语言载体迥异,但其艺术表现力之共性则为可译。昆曲曲词翻译原则在于昆曲曲词原文与译文实现“交际性对等”。该原则在《惊梦》部分曲词自译版本中得以体现与检验。     

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