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齐风·东方未明》本义新探

关于《齐风.东方未明》一诗的本义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孔子诗论》的出土对于探寻《诗经》的本义有着重要意义。《齐风.东方未明》一诗应是一位女子怜惜其丈夫的诗篇。她通过讽刺官府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致使其作为小官吏的丈夫终日忙碌,早晚不得按时休息,从而表达她对丈夫深厚的感情。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情以物迁诗以"兴"言——论中西诗歌视域中的"兴"

指出中国诗歌独特的魅力集中体现为对“兴”的重视,认为“兴”反应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而深邃的诗性思维与美学原则,以及一个古朴民族诗意栖居的特质;并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视角重新梳理“兴”这一独特而复杂的中国诗学概念,以此比较中西诗歌在表现方法和文化上的深层差异。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原诗》本体缺失与本土文论建设

综合叶燮《原诗》的研究资料发现,关于其本体的论述,形成了“胸襟”本体论、“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唯物主义本源论、主客体系统本体论等,这充分说明叶燮《原诗》的本体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他的诗学体系不完备。由此反思中国文论的失语现状,可以从确立核心范畴、加强理论推阐、创新文论话语三个方面,来进行本土文论建设。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初盛唐时期的东北边塞诗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唐太宗为代表;第二阶段以陈子昂为代表;第三阶段以高适为代表。东北边塞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情感基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将陈子昂、高适的东北边塞诗与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北边塞诗相对照,会发现前者写边疆负面现象较多,情绪不及西北边塞诗高昂。这种差异,只有统观唐代武后至玄宗后期从国家西陲到东北的总体边疆形势、民族关系态势以及朝廷的应对策略．将相关诗歌置于初盛唐时期总体民族关系态势影响下的各战区实际状况之中,方可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     

《诗经》与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

20世纪,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下,《诗经》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但这个看似简单的“萌芽”本身却包含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学批评思想之“萌芽”的发展层次与基本内涵。并以《诗经》为线索,进一步探讨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     

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司空图《诗品》英译艺术探析

唐代诗人司空图的<诗品>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因影响巨大而占有重要地位,其解读已难,英译更难.王宏印教授推出新的<诗品>英译,通过多种翻译手法的综合运用,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美学追求.文章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译诗的形式、音韵的补救、意美的再现等几个大的方面着手,分析归纳了王宏印教授<诗品>英译的艺术技巧与策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