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asymptotic distribution of cramer-von mises one-sample test statistics under an alternative

The asymptotic normality of the Cramer-von Mises one-sample test statistic and one of its variants under an alternative cdf is demonstrated. The derivation herein is unique in that it does not require knowledge of the theory of weak convergence of probability measures defined on metrized function spaces, and thus is accessible to a broader class of students and practitioners.     

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

从宋以来就有学考定今传《古尚书》25篇“晚书”乃后人所编造,近年出土的简帛佚籍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中相关篇章的内容,恰可证实此说。     

有时间的人--云南孟定傣德的生日、人名与人观

本文拟通过叙述和分析孟定傣德个体人的生日和名字现象,使他们的世界中存在于人体内外的时间得以略见一斑。孟定傣德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许多名字,随着生命历程的时间之流,以及相对比较共时性的语境变化,人的名字也在迁流:产生、搁置、唤起、更换、累积、遗失、死亡、再生。这种迁流通过与生日、出生顺序等等时间现象的直接联系,通过生日、名字与健康、文化性别(gender)、知识、社会地位等状况的纠缠,塑造着一种有时间的人。     

邵洵美诗的再评价

学术界过去对邵洵美的诗多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如果将邵洵美的诗置于世界诗歌格局中加以评论,可以发现他主要是吸收了法国诗的乳汁,贯穿了"颓加荡"的特色,从而使自己的诗另成一格.因此,对他的诗,不能仅仅站在单一立场上简单否定.     

朱陆“早晚异同”说探讨——以陈建《学蔀通辨》观点评析为例

陈建坚定于朱学立场,逐年编次辨析朱陆早晚异同之法,对历来持朱陆"早异晚同"说从佐证的时间、论证的方法及其特点等方面给予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是明中晚期朱陆(王)学术争辩中的重要一环。     

孔子仁学与“《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源于礼乐合群的历史实践。孔子以"仁"为本体,对以"礼"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进行提升和超越,将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内化。又以"仁"为内核对《诗》进行意义的建构,将"思无邪"作为《诗》的本体。《诗》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形态转化为本然无邪的情感,在感性的审美交流中实现道德的提升,将人们纳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统御的功能,这就是孔子"《诗》可以群"的本质。同时,"《诗》可以群"将《诗》作为文化价值权威进行言说,是孔子理论建构的创造性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学说发展的经典路径。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班固始以《书序》＂三监＂说释《邶》《鄘》《卫》＂三国同风＂之缘由,郑玄据此又生异说,以致纠结无穷,终成死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诗三百》蜕变为《诗经》的过程中,前后推挽、层层相因的经学阐释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根据历史还原的原则,本文跟踪考察了关于＂三监＂性质、人物、地域等方面的纠结,进行系统反思,并追溯了班固、郑玄这两个代表人物在经学阐释上的具体作为及其动因。     

先锋诗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

1999年盘峰诗会引发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论争,将诗界拉入了旷日连绵的纠纷之中。论争是诗坛“痼疾”在新形势下的总爆发,也和话语权利争夺等非学术因素密不可分;论争没提供出有价值的思想或美学向度,许多结论不够公正,但论争为诗歌发展提供了契机,增添了诗坛的生机和“人气”。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约翰·穆勒的心理主义辨析

约翰·穆勒的逻辑哲学一直被当作心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但是近些年来,西方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穆勒的观点和立场实际遭受了误读.事实上,只要更仔细地研读穆勒本人的经典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穆勒对自己的心理主义做了严格的限定:他一方面断言,作为一项技艺的逻辑学从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学那里获得全部的理论基础,而作为科学的逻辑学广义上乃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断言逻辑学可以从心理学那里获得理论构造方面的启示.但是他并未一般地主张逻辑学必须从心理学那里寻求理论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