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意象派诗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译介

意象派诗歌不仅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起点,还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不仅催生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更参与了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建构。本文以译介学为理论基础,对英美意象派诗歌在30年代中国的译介进行梳理,以期揭示它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不解之缘。     

幽韵冷香，清虚淡雅——论姜夔的咏物词

作为南宋词坛较早大量写作咏物词的词人,姜夔对咏物词倾注了浓郁的深情与毕生的心血。本文将姜夔的咏物词作置于咏物词的发展流变中加以考察。姜夔在词作中融入江湖漂零之感、对失落恋情的追忆之思、对国事衰微的忧虑之情,从而使其咏物词作较之前人有了新的特质。姜夔咏物词的艺术特色主要为立意深远、含蓄蕴藉;字琢句炼、音节谐婉;虚处落笔、追求神似;幽韵冷香、清虚淡雅。姜夔的咏物词受到后代词人的激赏,并为南宋遗民词人树立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的民族志诗歌

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在地域上山水相连,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区域里居住着众多的民族或族群,他们的文化相似性和可比性是很明显的。从跨国的视角来探寻文化互动或文化个性,这是一个理想的地域。这些不同民族或族群身份的诗人写作的民族志诗歌是探寻各自文化共性和个性的较好途径：虽然诗歌创作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语言,印度东北的土著诗人通常用英语写作,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诗人经常用汉语写作,但是这些诗人都受到了近代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影响。同时,这些诗人的诗歌也受到了当下全球化的影响,比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教育现代化、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等冲突的影响。因为受到了相似的影响,这个区域内的民族志诗歌的风格和肌理是可以比较的;诗歌的主题和内容也是可以展开对比研究的。     

《二十四诗品》之典雅、清奇及其与孟浩然诗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密切。这是有道理的,但相关的具体论证还很不够。笔者以为,《诗品》中的《典雅》《清奇》二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尤密。本文即先对《诗品》中《典雅》、《清奇》两品作具体研究,进而对孟氏诗风与此二品的关系作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从而对《诗品》与孟浩然诗风的密切关系予以确证。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从唱和词集为《全清词·顺康卷》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把清词、甚至清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然而,把清词网罗无遗显然难度极大,搜遗辑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笔者近期关注清初词,发现许多唱和词集有《全清词·顺康卷》未收词作,顺便补录274首,以俟补编时参考。     

边缘的主流——对八、九十年代诗歌论争的一种阐释

在当代诗歌的历史叙述中,"朦胧诗"、"第三代"与"90年代诗歌"构成了八、九十年代诗歌的中心环节,关于它们的争论也是诗歌批评的最重要部分。悖论性的是,这些诗歌在其最活跃的阶段实际上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中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引起的批判最多,内部的差异和争论也最激烈。这是否隐含了当代诗歌一条隐秘的成规,争议越多,越不可回避,其地位也越稳固。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以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解读为例

诗歌主要是表达诗人思想、抱负、志趣的文体,侧重于表述内在心声。但文学中呈现出的“声音”却是非常复杂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把这种仿若戴着“面具”不以真实面貌示人的文学现象称为“面具”美学。晚唐诗人李商隐受党派之争牵连,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现,在诗歌中欲言又止、隐喻深婉,内在心声隐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诗歌含蓄蕴藉之旨、神秘朦胧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