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论“湖畔诗歌”在五四新诗史上的价值

应修人为首的四位年青人的"湖畔诗歌",在"五四"诗坛上奏响了时代的强音:推动了爱情诗的创作潮流;转变了人们把握人生的艺术形态;支撑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表达出对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表现了对亲人的思念,特别是写景诗也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因此,"湖畔诗歌"以独特的艺术把握和思想成就,在五四新诗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20世纪50年代新诗对后期延安诗歌的“继承”

20世纪50年代新诗在“继承”后期延安诗歌创作资源过程中,呈现的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体制、队伍、生产与接受之外,风格与形式的相应延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50年代新诗的面貌.但无论就时代还是区域范围的差异,“继承”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0年代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自己的潜在内容,而其被“简约”的过程,正是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复杂化部分.     

以“民间说话”为词——论宋词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向

当词学研究者指出宋词发展不断向诗文学习,表现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文人雅词.俗词虽然与雅词同属于抒情性文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与叙事性俗文学样式民间说话等保持着亲近关系,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对于宋词尤其是俗词而言,以民间说话为词才是对其发展倾向的恰当概括.这主要从叙事、虚构以及俳谐手法等的学习上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的研究仍然忽视俗词,不能打破对俗的偏见,那么就会忽略词坛半边的风景,更无法从整体上对宋词发展予以通观.     

昆曲曲律与《牡丹亭》之《惊梦》曲词英译

文章以《惊梦》曲词为研究范本,探讨昆曲曲律与英诗格律之相通性。尽管昆曲曲词与英诗之语言载体迥异,但其艺术表现力之共性则为可译。昆曲曲词翻译原则在于昆曲曲词原文与译文实现“交际性对等”。该原则在《惊梦》部分曲词自译版本中得以体现与检验。     

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     

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管窥——以《诗经·国风》的探析为例

从家庭教育角度探析《诗经》的民歌部分 ,也是其精华部分的《国风》 ,其内容主要有自然、生活常识 ,生产、生活技能 ,德行、修身之道和崇拜、祭祀之理等几个方面。由于《诗经》诞生的特定社会背景以及作为教育内容的经典性 ,从这些内容中可大致看出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基本面貌 ,也可以此为起点 ,静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演变和发展 ,为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选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略论中国西部诗群的崛起及其审美追求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诗坛引人注目是西部诗群。它植根于旷远深厚的民族历史、苍茫辽阔的地域文化和超常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现实土壤,以着力表现"西部氛围"、"西部意识"和"呼唤浩歌"为其美学追求,成为众多诗歌流派中最有当代中国特色和生命力的诗歌流派,其创作堪称中国西部文学乃至80-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和艺术上的一座高峰。     

李贺《恼公》《昌谷诗》试注

李贺的《恼公》是打油诗,"恼"寓有"闹"意,又是一篇严肃的诗文评点。非艳诗,非自嘲,旧注皆非。诗从嘲讽《登徒子好色赋》入手,揭露了毛公《诗序》的虚妄。李贺诗具有自己的源流和反封建礼教的倾向。《昌谷诗》结构为三部曲:序曲凭吊嵇康等;中曲讴歌武则天;终曲写诗人梦中的憧憬。统领全诗的主题思想是无君论。     

《诗经·国风》中情礼冲突之再评价

“礼”历来被认为是压抑和禁锢个性的工具 ,遭到猛烈抨击 ,而对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礼”的形成和存在 ,实际是出于对群体利益的关照 ,情礼冲突的实质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自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性的矛盾 ,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个体利益必要舍弃之间的“二律背反”。从这一角度说 ,“礼”的价值值得再思考 ,情礼冲突的实质可以再评价。     

论宋人杂体诗

杂体诗源远流长,是一笔不小的文学遗产.本文从杂体诗发育较成熟的宋代切入,论述了来前和宋代的杂体诗,宋人的杂体诗创作理论,分析了杂体诗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及影响,认为杂体诗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运用,它的部分作法确为"文字游戏",但其优秀作品却是艺术品,不必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