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试论中西邪教观念的差异

邪教是中文专有名词。Cult词源并无贬义 ,近代以来 ,Cult虽引申出一定贬义 ,却不等于中文的邪教含义。因此 ,将法轮功译为Cult易于引起西方社会的误解。邪教虽产生于新兴宗教 ,但新兴宗教未必都是邪教。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中西方对待邪教的态度和政策并不相同 ,但法轮功却无疑是真正的邪教     

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改编看现代自我建构

历史上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本是一首爱情叙事诗,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曾先后七次被改编。呼应着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主题,从1917年欧阳予倩的京剧本到1935年季剑的五幕话剧,屡次的改编本都在借古人衣冠复活现代魂灵,凸显现代人在面对"爱的理想"和"家"这一有形牢笼或无形困境时的永恒挣扎,以及在妥协和反抗中现代自我觉醒的艰难。     

“教”的读音演变及其与“叫”的历时更替

在表"使令"义上,唐代以前,主要以"使"、"令"为主;宋金时期,"教(交)"取代"使"和"令"成为当时口语中表"使令"义的主导词;而大约在明末清初,"教"在与"叫"的竞争中失去优势,被淘汰出局,"叫"成为至今表"使令"义的主导词。"教"本读去声,表"使令"义的"教"读作平声是为与原义区别而产生的一种破读,之所以后来又重新读为去声,是受"叫"读音影响的结果。     

“叫、让”表被动的语义条件

马庆株认为“给”由意义条件决定其表被动还是表主动。“叫、让”也是如此。论题认为主动意义由[＋意愿]和[＋可控]构成，被动意义由可控性关系反向和意愿反向构成。意愿和可控是决定“叫、让”是表被动还是表主动的意义条件。     

焦竑小学研究的文化解读——论《俗书刊误》的成就与失误

焦弦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在小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其编撰的《俗书刊误》是一部辨正字书，其中包含了焦竑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一些思想和成就。结合此书，论述了焦竑小学方面的成就与失误。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焦循易学宗旨管窥

焦循指出 ,《周易》的宗旨就是“教人改过”。因为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被“教” ,《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便是圣人教民以治天下的结晶 ,而阐发《易》理的《论语》和《孟子》则是对“伏羲之教”的继承和光大。同时 ,“变通”又与“改过”等义 ,《周易》中“以同声为假借”的丰富内容就体现着“变通”的思想 ,这不仅成为焦循衡量过往一切易学典籍和易学家的一个重要标尺 ,而且也因此使其易学具有了道德哲学的显著特征 ,并充满了生气与活力。     

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

五代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是唐宋之际中国佛教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与事迹对吴越佛教乃至中国佛教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考订永明延寿的有关生平史料,择取其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西湖"官钱放生"、天台习禅与课诵<法华经>、与钱王之密切交往等事件及其融合会通的思想主张,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及视角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