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记载了大唐成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太保太师入藏录》，目录详备。尤其是金灭辽，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和金重建后，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以及寺僧们“补以新经”、“圆兹教典”的艰辛过程，皆有详记。     

唐宋词女性化品格的发生学研究

与以刚健雄浑的男性化审美风格为最高理想的古典诗歌不同,唐宋词在整体上具有女性化的审美特征。从发生学的角度,这一特征的形成与三大因素有关:第一,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女性化或者说双性化因子是其前提条件;第二,中唐以后“不在马上,而在闺房”的时代精神提供了现实土壤;第三,词体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要眇宜修”的文体特征是其内在因素。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世说新语》研究与魏晋文学史的"原生态"视角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     

南北朝赋创作的得失

由于统治者对赋创作的引导,南朝赋创作题材狭隘,思想境界不高、多缺乏社会现实意义,但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有些题材的开掘比前为深,山水赋、田园赋和反映社会变革及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抒发作家个人情怀的作品都产生了成熟的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南朝赋也与其抒情化、诗化的趋向相一致,在语言艺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北朝赋数量少,但南朝作家入北,南方的创作技巧和语言艺术上积累的经验与北方刚毅之气及作家之思乡情绪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些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作品。从赋的总体发展趋向来说,整个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逐渐抒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诗化的过程,从艺术表现方面说,南北朝也是赋在形式上进一步美化的过程。南北朝赋在开拓和深掘题材、挖掘汉语艺术表现功能方面,在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重新寻找自己的发展目标方面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的。     

论六朝启文的骈化及其艺术得失

在六朝的诸种文体之中，启文的骈化较晚，到刘宋时期才出现骈体之作。这一时期，启文也开始产生新变，出现了谢物小启。尤其到了梁代，谢物小启呈雨后春笋之势，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用兼表奏的启文，并成为六朝后期四六化色彩很强的一种文体。     

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体验的话语方式，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表现出了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围绕《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张竹坡揭示了作家在艺术虚构、生活体验、创作构思及艺术表达等阶段的主体间性，即作家必须与生活现象、文本做主体间的交流。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入世最深”，依“情理”、“借海扬波”、“依山点石”，以不同的“笔法”、“犯而不犯”、“白描”等艺术表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借小说以“泄愤”。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极具现代意义和独特价值。     

论前后蜀诗坛的形成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诗坛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与南唐诗坛双峰并峙,交相辉映。前后蜀诗坛的成因有以下几点:当时前后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国力较为强盛,为其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巴蜀地区自古便崇尚文德,前后蜀统治者对文化礼教也十分重视,不仅广纳贤才,兴办学校,而且沿袭唐制,恢复科举取士,这对前后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大量的入蜀诗人、少量的蜀中诗人和一些皇室成员共同努力,造就了前后蜀诗坛的繁荣景象。     

明清讲史小说中的“架子花脸”英雄形象浅析

明清讲史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着类型化倾向。而草莽类英雄是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在外部体态、性格特征、语言与行为方式上与常人有着较大不同,如同戏曲中的"架子花脸"形象,是"力"与"勇"的化身。尽管在作品中只是个陪衬角色,但是他们起着其他人物类型无法企及的功能与效用。而且他们身上保持着人民的本性,寄寓了人民的道德理想与生活情趣,因而更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云冈石窟文化中“人的觉醒”的审美体现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那些无用的谶纬宿命论和神学目的论受到摒弃，在这种背景下，“人的觉醒”成为一个新的理念。云冈石窟作为这个时期突出的艺术成就，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觉醒”这个划时代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