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

唐宋时期,岭南少数民族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工具制造业、矿冶业等,对岭南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岭南少数民族的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同时也具有交融性。     

金初耆旧作家与庾信之比较

同为出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作家,由南朝入北朝的庾信和由宋入金的耆旧作家的作品却有很大的不同。金初耆旧作家缺乏庾信作品中的王室情,其各自的具体处境和历史环境是其主要原因。     

审美回归与英雄失色——兼论《金瓶梅》中的“水浒”人物

明代长篇小说在经历了神异化、传奇化、历史化的过程以后,作家们的目光转向了世俗和人间。这一转变,使小说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以前的仰视天空或回首过去转向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描写。而那些叱咤于神话、历史和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侠,诸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松等人到了《金瓶梅》等一类世情作品中,便褪去了神奇的色彩,而被赋予了常人的属性,这是作家审美视角转换而导致的人性回归。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五代十国货币史初探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铜钱缺乏,战争频繁,政治腐败,开支浩大,各国统治者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往往铸行虚值大钱、铁钱以及铅锡等劣币,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钱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受损,这可作为今人的历史教训。     

六朝文学研究的趋向——以三部古籍为中心

最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者对六朝文学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南朝。这是因为受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南朝文学的评价过低,导致对它的研究不足。六朝文学研究的近况,从新近出版的三部新整理的古籍可见一斑,它们是《金楼子校笺》《玉台新咏汇校》《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它们都算是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其整理一方面仰赖于相关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因此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