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金沙古史探微

在成都摸底河两岸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历史上开明王朝生活于此的文化遗存.开明族富于治水经验,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后很快就取代了出自西山的古蜀族,建立了金沙古城,因此这里并无望帝于丛帝禅让的情况.而古蜀族地位逐渐下降,其沦为二等公民殆无疑义.金沙古城与十二桥遗址相近,应是同时代的双子城.金沙时代气候温暖潮湿,其自然环境与三星堆时代迥然不同.距今约2300年前,金沙古城毁于洪水,不久强秦入侵,开明族统治结束,亦即古蜀最后覆亡.     

论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经营空间、服务方式及其变迁

船是江南水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而游船则是明清江南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明清时代,江南游船的经营区域广泛,游船种类因时因地而异.随着时代的进步,游船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改进,采用新材料、新式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游人.游船业的发展除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可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和商业贸易往来,从而提高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明清江南地方政府游船业的正反两方面的政策、做法及其效果,使我们对旅游服务业应采取较为弹性的态度,深入挖掘江南传统旅游文化资源对推进今天江南乃至全国的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传统文士人格与“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

传统文士在春秋战国崛起时,对道与势的态度经历了由对道的恪守到对势的依附的转轨过程。汉以后,由于儒术的强化、引导、依附权势成为传统文士人格的普遍特征。“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就是这种特征在西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显现。与文学史上其它文士集团相比,“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表现得最为典型。     

丹阳南朝陵墓及石刻

六朝文化是镇江历史文化的颠峰,六朝陵墓石刻是名城镇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丹阳南朝陵墓及其石刻艺术对探索南朝齐梁时期的陵寝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文化、艺术价值。保护和利用这些具有高度文化艺术水平的陵墓石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承文明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通过简拔厢军精锐、扩充禁军,实现了“收其精兵”的既定目标,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改变了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性质。此后,奉行“祖宗家法”的北宋君臣,在军队建设中,都把厢军与禁军视为一体,不断以厢军补充或升隶禁军,同时又把不合格的禁军兵员降为厢军。尽管厢军、禁军的主要职能不同,但在北宋时期却是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是募兵制条件下北宋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帮闲寄主西门庆形象试论

《金瓶梅》中有关西门庆与帮闲交往的描写占据了相当篇幅,以其步入官场为界,双方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他后期的养闲之举颇为引人瞩目。西门庆养闲既包含着小人得志、自我炫耀的因素,也有物色人选帮忙应付日常事务的考量,还体现了在其融入官僚阶层的艰难进程中,缓释自身心理压力的诉求。通过对双方关系的考察及西门庆养闲内在原因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西门庆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     

两周金文的第二人称代词及一些相关问题

两周金文共有的第二人称代词有"女"、"乃"、"尔",它们的语法功能一直比较稳定。"余、朕、女、乃"和"我、尔"在殷商以前可能属于不同方言,后者之进入前者所在方言,可能就是为了补前者不表复数之不足。第二人称代词在殷商西周时可通用于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到东周春秋时期逐渐有了限制。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称谓系统也发展得愈益丰富完善。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