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社会环境变化对农业灾害发生发展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对农业灾害发生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社会动乱降低了农业承灾力 ,三国西晋时期兵难日起 ,黄河中下游地区灾荒流行 ,土地荒芜 ;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则有利于农业减灾防灾事业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灾害的威胁相对减低。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农业灾害的发生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江南地区农业开发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 ,农业灾害的发生和危害也日渐加重     

六朝“兴”亡说辩正——兼论从讽谏之“比兴”到审美之“兴”的演化路径

兴是中国古典文艺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诗经》六义中的兴与比常常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并在后世的阐释里承担着美刺的任务,而钟嵘《诗品序》中却已出现了与以往迥异的内涵,这个内涵是对比兴传统功用的超越,也就是说,后世具有浓厚美学意味的兴与比兴之兴本是一体化的,浓厚美学意味的兴只是在比兴之传统功能淡化、比兴所依附的自然逐步被审美化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功能的转化。但是,刘勰等却认为在六朝“兴义消亡”,这个观点是将传统的比兴之兴与美学意味的兴割裂的产物。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续金瓶梅》主旨解读

小说《续金瓶梅》不是对《金瓶梅》的简单续写,全书有三条线索:一是宋金两兵交战;二是吴月娘母子的坎坷遭遇;三是《金瓶梅》中转世人物的生活经历。其中,作者创作的真正用意表现在第一条线索,它展示了作者浓厚的政治情绪和对现实的关怀,体现了作者的遗民情结。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 0 1年 ,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者们 ,将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 ,呈现出一种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同时 ,新世纪伊始 ,学者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研究作了重要讨论和深刻思考。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论明清时期浙北农村桑蚕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浙北嘉兴、湖州两府农村的桑蚕业十分发达,不仅种桑养蚕的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其生产和经营也日趋商品化,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但桑蚕业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他们仍处于贫困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时代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农民的生活境遇。     

边缘化的江淹——江淹“才尽”原因新探

江淹“才尽”与永明体的产生是同步发生的 ,其“才尽”与南朝诗歌的这种“新变”有直接的关系。江淹无法适应新的文学环境 ,也无力改变这种环境 ,更无意去适应它 ,于是便有“才尽”之讥。远离文坛主流的江淹 ,事实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体意识

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但是音乐的,而且是哲学的,隐含了嵇康对生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价值认同,代表了魏晋士人探索主体性价值的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认识的新的理论趣味,既奠定了嵇康音乐新解的历史价值,也建构起他所主张的个性自由和逍遥的理想"音乐"人格。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