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檄文的骈化及其艺术成就

最早的骈体檄文产生于东晋。齐、梁时期，尤其是梁代，那些战争的主宰者都很注重檄文的创作。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北朝许多文人都擅长檄文的写作。檄文是有着特定实用目的的公文，要给看到或听到的军民以较深的印象，而骈体无疑具有这方面的长处。     

辽、金、元科举制比较研究

通过断代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辽、金、元三代在对科举功能认同度、科举程序、所设科目与内容及登科人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三代的学校教育普遍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在"民族"这一维度上,三代科举制虽各具独特的民族色彩,但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通性:辽代虽最终"面向汉藩",但主要"面向汉人"的政策显示出了契丹人自身尤其是其统治者长期不屑科举的一面;金、元两代直接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辽、金、元三代科举制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魏晋南北朝民众宗教活动略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精神上也有很大压力。他们便以独特的宗教生活来缓解这些压力。概括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宗教生活主要有造像、写经以及淫祀。民众通过这些宗教活动寄托自己的企愿,表达心灵的诉求,摆脱精神的苦痛。     

东晋南朝尼姑事迹考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比丘尼始于晋代的净检,自此以后,代有其人。尼姑的社会阶层极为复杂,其中有因家贫守寡而出家者,有替家长、家人求佛祈福而出家者,有因不愿出嫁或对婚姻不满而出家者,有身陷强虏沦为奴婢而韬光养晦出家者,有出身高门或佛教世家而出家者,也有为解除自身病痛而皈依佛门者。出家之后,其情况也各色各样。有的枯守青灯,节行精苦;有的凡心未泯,败道伤俗;有的身披袈裟,交通王侯;有的脱离寺院,重新还俗。本文试图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主要史料,结合正史资料加以梳理,并以民国年间震华撰《续比丘尼传》中的材料加以补充,力求揭示这一时期尼姑生活的基本面貌。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史湘云故事的迁演及其悲剧意义

通过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的考察,史湘云人物出现在很早的早本中,后来由于《风月宝鉴》的加入及曹雪芹个人创作主题的改变,造成了史湘云人物在情节和结局设置上的某些疑点与矛盾。在今本《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代表的是美好人格美的被毁灭和个性的被压抑的悲剧。从史湘云表现的各种性格特征与曹雪芹的个人经历结合思考,发现史湘云人物不仅有许多与现实中的曹雪芹的"二重人格"相契合的思想和行为,更有曹雪芹所欣赏的"魏晋风度"包含的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性的某些内容。     

论金庸笔下英雄形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

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形象。从陈家洛到郭靖，从乔峰到韦小宝……无论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但在他们身上却共同凝聚着金庸的审美理想。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寄托着金庸的理想人格，这是作者充分吸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金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虽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在他们身上，却体现出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简论金代契丹族二税户及驱奴

本文对金代契丹族二税户和驱奴的变化、地位以及生活状况做进一步探讨和分析,认为金代契丹二税户和驱奴尽管有很多被放良,但是依然大量存在,他们的地位还很低下,从事繁重的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