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福建书院述略

一向被视为一块蛮荒之地、化外之境的福建,到宋代出现理学巅峰——闽学,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而这种跳跃的却是之前福建儒学家们努力积淀的结果。本文通过唐五代时期福建各地书院的考察及其特征的论述,展示当时闽地儒学家们的风采和对后世的影响。     

佛禅与五代的诗风变易

五代自开平肇始至显德终止,前后五十多年里＂五易其国而八姓＂。之于禅宗,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他们在邦国林立的乱局中,各得其所,得大发展;诗人抑或准诗人避乱隐市、逃禅潜佛,各诣所适,客观上为诗风的变迁准备着种种可能,酝酿着种种机缘;作为山水田园一脉的过渡环节,殊觉卑弱,甚至当不起过渡的责任,然而,这毕竟是诗史必经的一段,承续着既往联系着未来。     

《金瓶梅》俗语中的佛教意识

《金瓶梅》中的俗语体现了很多佛教意识,如因果报应、积德行善、因缘等,另外还有负面的表现,以及二者当时对社会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形成这个现象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等,以对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金瓶梅》这部旷世奇书有所贡献。     

两周金文助动词释论

助动词是汉语动词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小类，已往针对传世文献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甲骨金文中其应用情况尚有不明晰之处。如甲骨文中是否已有此类动词就存在不同看法，两周金文中已有此类动词是可以肯定的，唯具体情况也有充分调查之必要。通过调查，可知两周金文中的助动词虽个体数量和出现频率尚不高，但已形成了包括“能可”、“意愿”、“事理”三类的助动词基本系统。与传世文献相比，表现出一些有同有异的特点，可为传世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佐证。     

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

两晋礼家在天子宗庙迁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焦点在于承统是否必承嗣.由于先秦不同礼书对此有两可的态度,因此,晋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凸显出来并不是求真的意义,而是晋代皇帝及礼家朝臣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精神也是两晋礼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论晋国历史上的土地赏赐

春秋时期的晋国曾进行过频繁的土地赏赐活动。从宏观来看,晋国土地赏赐的高潮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土地赏赐的对象比较庞杂;土地赏赐的数量庞大;论功行赏是土地赏赐的原则。所赐土地来源以对外战争掠夺为主而以没收罪臣土地为辅。土地赏赐是国家应付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激发了晋国各级将士作战的积极性;也为晋国笼络了人才。然而,土地赏赐也刺激了卿大夫间争夺土地的政治斗争,导致了"本弱枝强"政治格局的形成,加剧了晋国公室的灭亡。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

本文认为 ,《金瓶梅》写故事的由来和结局 ,是以“悌”起、以“孝”结 ,反映了作者用以“讽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仁”和“天理” ,属小说的哲理层面 ;其写西门氏的兴衰过程 ,是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 ,从而“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属小说的社会层面 ;其用以结构情节的主要线索 ,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 ,旨在说明“富贵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 ,是于国则破 ,于家则亡 ,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属小说的政治层面。因此 ,《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 ,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西门庆和蔡京实乃作者笔端一对为非作歹的孽生子 ,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 ,一个是钱的符号 ,一个是权的符号 ,他们之间的钱权交易构成了罪恶的符号 ,是以“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东晋建康东宫主体官署建筑格局

东晋建康的东宫官署建筑格局特征与帝宫的结构特征类似，以崇正殿为主，东西两厢为翼辅，宫内机构明显模仿帝宫制度，少数宫外机构分布在宫前南面的里坊。宫殿建筑群作为母体建筑，东宫是其中的一个子要素，东官方位观的出现与定位从侧面反映了政治性宫殿建筑的整体构想和演变规律。东晋东宫形成主体居中、两翼为辅并列式的空间组合关系，体现了东西向延伸的横列式宫城空间布局思想。     

略谈中国的盗墓小说

近几年中国兴起了盗墓小说热,而在中国小说初创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有大量与掘墓有关的小说。二者竟然有很多相同点,都与民间道教有关,都与白日梦的心理机制有关,都有有民间色彩的叙述者。在纯小说读者流失的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