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看晋国的文化建设

晋久霸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思想化的建设。晋思想化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化的建立和发展，二是法制化的建立和发展。而道德化和法制化的发展，体现了晋化缔造们的远见卓识，他们造就了自己，也造就了大批的优秀管理，从而,推动了晋国的发展，成就了其久霸中原的目标。     

从宗白华论《世说新语》看散步式美学风格的形成

宗白华散步式美学风格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然而人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它的内涵与意蕴上面,却极少探索形成这一风格的原因。本文结合宗白华的生活态度,从切入角度、内容特征、表述方式等方面分析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认为宗白华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取一种唯美的态度,而且自觉地将这一态度融入了美学研究之中。这种以艺术为现实生命的内容,又以生命体验解读艺术真谛的研究方式,形成了宗白华独特的散步式美学风格。     

晋文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四

晋文公二年 (前 63 5年 ) ,晋侵伐、迁徙阳樊、原二国 ,取苏之温、州、陉、四邑 ,又取周之组、茅二邑 ;晋文公五年 (前 63 2年 ) ,取卫之五鹿     

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郭进是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 ,以善于用兵 ,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宋太祖时 ,郭进长期镇守西山一带 ,有力地抗击了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 ,确保了防区的安全 ,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价。宋太宗即位后 ,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 ,郭进虽仍在守边及北伐战场上屡立战功 ,但最终却被逼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 ,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     

潘金莲: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框架是从《水浒传》第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过来,又加进了作者天才的创造。细比较二书对于同一人物的描写,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初衷、《金瓶梅》一书主题等方面的探究。文章选用潘金莲作为剖析的材料,发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与二书的主题、表现重点各有不同等息息相关。     

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金初耆旧作家与庾信之比较

同为出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作家,由南朝入北朝的庾信和由宋入金的耆旧作家的作品却有很大的不同。金初耆旧作家缺乏庾信作品中的王室情,其各自的具体处境和历史环境是其主要原因。     

审美回归与英雄失色——兼论《金瓶梅》中的“水浒”人物

明代长篇小说在经历了神异化、传奇化、历史化的过程以后,作家们的目光转向了世俗和人间。这一转变,使小说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以前的仰视天空或回首过去转向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描写。而那些叱咤于神话、历史和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侠,诸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松等人到了《金瓶梅》等一类世情作品中,便褪去了神奇的色彩,而被赋予了常人的属性,这是作家审美视角转换而导致的人性回归。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六朝文学研究的趋向——以三部古籍为中心

最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者对六朝文学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南朝。这是因为受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南朝文学的评价过低,导致对它的研究不足。六朝文学研究的近况,从新近出版的三部新整理的古籍可见一斑,它们是《金楼子校笺》《玉台新咏汇校》《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它们都算是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其整理一方面仰赖于相关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因此有着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