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庄子》中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在魏晋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文章分四个时期,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汉魏之际的避隐;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尚隐,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东晋时期陶渊明的真隐。从魏晋文学中隐逸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文人对人的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了人格独立意识。隐居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于是文人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诗文具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     

言情慷慨与巧构形似--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美学风貌再比较

魏晋重情的时代风气促使诗歌中出现了主体情感笼罩、充满在客体物象之上的言情慷慨的主观性意象,它表现为强烈的主观情感对物象的拟人化改造和情感对意象组合的直接驱动与构结.与此相对的则是主体情感蓄敛、隐潜在客体物象之中的巧构形似的客体性意象,在客观性意象中,诗人尊重物象自身的生命特征,物象吸收、融化了情感,对一泻无余的情感冲击力加以形式化的审美节制与缓冲,形成诗歌意象浑融含蓄的审美空间.     

经亨颐与浙江教育会——兼论民国初年浙江教育近代化的推进

民国以后,以留日学生经亨颐为会长的浙江教育会,是推动浙江省教育改革的核心组织。在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它坚持独立自主精神,不为官府所左右,热心联络教育界,贯彻蔡元培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积极创办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教育,使浙江教育的近代化在清末兴学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向前推进。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金朝初期科技状况研究

女真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在金朝兴起之前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状态,金朝创立后,大量吸收辽国及宋朝的科学技术,在医疗、建筑、农业特别是铁器的制造与使用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历史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对中国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均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其科技史料十分匮乏和零散,更缺乏深入系统的整理,是一个急需抓紧研究的领域。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发展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中原地区的汉族纷纷南迁,在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形成了杂居共处的局面。改变了各民族传统的分布格局和经济生活。在长期的交融过程中,北方形成了以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南方则形成了以同源异流、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在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汉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汉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为隋唐时期更高层次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细微处见差别——金圣叹、李卓吾《水浒传》批评比较谈

金圣叹与李卓吾批评《水浒传》 ,在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 ,其基本表现为 :金评比李评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他们各自角色身份不同 ,批评视角不同 ,批评眼界不同 ,对作品发掘的深度不同 ,显示出不同的批评风格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再现底层现状,呼唤民族脊梁——金庸《飞狐外传》中钟四嫂杀子的背后

学界没有对钟四嫂在《飞狐外传》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的重视。金庸利用民间故事,建构杀子文本,重构杀子叙事,再现底层现状;同情弱小,渴望正义,呼唤民族脊梁的出现,展示了较强的社会性、思想性,把小说"供消遣"的本质与"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统一起来,拓展了武侠小说的表现边界与内涵。而钟四嫂有违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杀子行为,还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