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唐诗品汇》与明初唐诗学

关于唐诗的模范作用,明初诗人从分期、体制演变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在诗歌创作中倡导"鸣国家之盛"相配合,使其对盛世气象的追求与对盛唐诗歌风貌的讨论合为一体,最终推动了高繤<唐诗品汇>的出现.明初的唐诗学精分四唐,明辨众体而推尊盛唐,完成了唐诗学的构建,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歌创作.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嵇康《狮子击象图》献疑

唐人著录嵇康绘有《狮子击象图》,但该图恐非嵇康之作。"狮子击象"作为一种异域景象传入中原,结缘于佛教在中土的流播。狮子形象大约在东晋时期进入文士绘画题材。宗炳《狮子击象图序》交代了该图的绘事缘起,《狮子击象图》本系宗炳之作的可能性较大。唐人归之于嵇康名下,和嵇康刚烈的性格与"狮子击象"的惨烈意象暗合,其白画跟《狮子击象图》在文献著录中并行流传引起误题以及唐人借其题签抬高画价有关。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随想录》中的儒教“宗教人”形象

儒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由于它的隐蔽性很强,尽管"五四"先驱者就已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对儒教的宗教实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在经历了"文革"的教训后才若有所悟,这一点在巴金的晚年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解放前,巴金无情地批判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解放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为了无神论时代典型的"宗教人"之一。解读《随想录》,可以发现,无论是觉新还是巴金,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与儒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及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任诞放达与任情率真、自我尊重与自我觉醒、崇尚清谈与崇敬自然、风度超逸与风趣高雅,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如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生命意识以及构建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