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四副面孔 ——论唐浩明笔下的杨度形象

在长篇历史小说《杨度》中,唐浩明塑造的主人公杨度共呈现出四副面孔：书生杨度,政客杨度,禅师杨度,以及三幅面孔的纠结所造就的悲剧杨度;杨度形象的饱满和立体体现了唐浩明作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高度。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金沙古史探微

在成都摸底河两岸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历史上开明王朝生活于此的文化遗存.开明族富于治水经验,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后很快就取代了出自西山的古蜀族,建立了金沙古城,因此这里并无望帝于丛帝禅让的情况.而古蜀族地位逐渐下降,其沦为二等公民殆无疑义.金沙古城与十二桥遗址相近,应是同时代的双子城.金沙时代气候温暖潮湿,其自然环境与三星堆时代迥然不同.距今约2300年前,金沙古城毁于洪水,不久强秦入侵,开明族统治结束,亦即古蜀最后覆亡.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

宋代是城隍神信仰迅速发展的时期,北宋末年至整个南宋时期,朝廷通过对城隍神的封爵赐额这一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和人格化形象深入人心,并影响到了元明城隍神信仰的发展.     

论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

两宋时期政府对军队的优抚与保障事业高度重视,军队优抚主要有残疾者优抚、阵亡优抚和平时官兵死亡优抚等;宋代军人的保障主要包括军人裁汰的安置、军人的疾病与受伤救治和出征军人家属的安置等.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不仅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

乌孙为西域大国,在汉、匈关系中一度举足轻重,西汉“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首先因乌孙而提出,进而拓展为对于整个西域的宏伟设想。西汉采取了联姻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外交策略,促使乌孙的立场由“观望”转为“归汉,”这是西汉外交在“大宛之役”后的重大突破,亦对古代中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通过简拔厢军精锐、扩充禁军,实现了“收其精兵”的既定目标,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改变了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性质。此后,奉行“祖宗家法”的北宋君臣,在军队建设中,都把厢军与禁军视为一体,不断以厢军补充或升隶禁军,同时又把不合格的禁军兵员降为厢军。尽管厢军、禁军的主要职能不同,但在北宋时期却是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是募兵制条件下北宋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