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卷入王寀、刘昺"谋逆"事件考辨

宋人庄绰与王明清曾谓周邦彦因受王寀、刘昺"谋逆"事件牵连而出知真定,然当代学者却反以为邦彦因反对蔡京而外任.此文则考出所谓王、刘"谋逆"事件纯属冤案,是当时郑居中与蔡京政治角逐的产物.但邦彦的确受此事件牵连,几乎获罪,因得到蔡京及其集团其他成员的营救而豁免,遂出知真定.     

《金瓶梅词话》"五果五菜"食俗小考

<金瓶梅词话>存在一种"五果五菜"用菜礼制,它是由五种干果、五种肉食组成,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饮食风尚,这在明代人所撰的史料、笔记、地方志及小说中都有大量描述.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明朝统治者政治上的提倡,历史上的承继,明代经济生产方面的特征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画”新诠

石涛的一画说主要是在禅宗影响下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一画不是道,不是线,而是法,一切具体的法则是有为法,而一画是无为法,是最高的法,至法无法,无法即法本身,石涛强调这一无为之法,意在使画家解除一切来自于传统,概念,物欲,笔墨技法等束缚,进入到一片创作的自由境界中,所以,一画的核心是要掘发人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是人的自性的显现,而如何使这一创造灵明自在兴现,惟有通过妙悟的认识途径才能达到,石涛的一面说,不是一个关于画法的理论,而是一种侧重于建立自性本体的理论,这一自性本体可以称为创造 本体,一画可以说是一种体物方式,一种创作原则,一种创作心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石涛在画学方面的整体看法,所以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在中国画学史上,虽然也有一画,一笔画等类似的概念,但和石涛的一画说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一画说是石涛独创的画学概念,如果说石涛有画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概念就是一画。     

"算经十书"数学思想简论

"算经十书"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经典。探索和追求精益求精的计算方法和技巧,讲究明确的思想依据,着力于灵活和广泛的应用,是其数学思想的精粹。"算经十书"构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传统数学体系,其发展主线是沿着探索、完善和提高"推步"前进的;它把擅长计算的推算和证明的推类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传统风格和手段。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传统,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一封内容丰富的老舍佚简：《致友人书》

这是《老舍全集》等众多出版物都未收录的老舍的一封信。该信内容丰富 ,涉及老舍当年创作、社会活动、身体等诸多方面的情况。解读此信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老舍研究中的一些难点。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破解出来的明代历史人物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 ,重点当然是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和艺术的需要 ,作者除使用80多个明代真实历史人物外 ,还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约 2 0 0个左右的真实历史人物稍加变化 ,隐含到作品中去 ,以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的人物是可以破解出来的。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山水画在五代时期的兴盛与荆、关、董、巨

五代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恰好给中晚唐以来蓄积已久而寻求新发展的山水画提供了一定的特殊机缘。在相继崛起的山水画大家中 ,“荆关”以峻拔雄伟的高山大岭作为画面主体 ,并以精湛的画理阐述 ,成为北方画派的代表。而生长在江南的“董巨”师徒 ,以平淡天真的洲渚峰峦为描绘的主体 ,风格与“荆关”迥然而别 ,形成了南方画派。至此 ,山水画以其多情趣的审美感受达到了兴盛期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