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与抽象表现主义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艺术观说对当时的艺术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着现代美国艺术的发展,改变了美国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当年美国兴起的第一个艺术运动——抽象表现主义在经验是艺术的基础、艺术表现中包含着情感、艺术内容是道德的等理念中充分体现了杜威的艺术观。     

约翰·斯坦贝克小说创作与30年代加州腹地的斗争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冲突成就了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发生在加州腹地的斗争则为那一时代的文学巨匠约翰.斯坦贝克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动力。作家对这片土地如此地熟识并真正地理解,意识到了加州农业规模的与众不同之处,亲历了发生在加州腹地的斗争,并为他的创作选择了一个合理而又不同的视角:移民工人和种植企业之间的冲突。斯坦贝克以他自有的方式叙述着,他所描述的加州农业社会现实丝毫未经打磨,其农业生产的林林种种也以最质朴的方式得以表述。     

试析厄普代克小说中的道德与信仰

争议性让厄普代克的小说一直成为人们批判的焦点,他的作品激起人们的愤怒、迷惘的同时,也受到表扬甚至过分恭维。对厄普代克作品的评价多数都是与其作品主题、写作方法以及写作意图几乎不相关的假想。厄普代克信仰基督教,但不同于多数人理解的基督教信仰,尤其那些将基督教同绝对道德联系起来的信仰。     

尼采式的悲歌——再读《希腊古瓮颂》

《希腊古瓮颂》是醉狂的酒神与静穆的日神之完美结晶。抒情诗人济慈以颂歌的形式,对尼采式悲剧做了最好的诠释,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尼采式悲歌,表现了不朽的酒神精神,肯定了生命,肯定了"强力意志",使读者在一种音乐情绪的激励下获得超越恐惧、超越生命的悲剧快感。     

司徒雷登的宗教观与燕京大学办学宗旨的关系

司徒雷登是20世纪前半叶中美关系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复杂经历和多重身份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审视、研究。司徒雷登的宗教观与其创建燕京大学的历史活动存在密切联系,在民族主义日益兴起的中国,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学在日益走向＂中国化＂的同时,基督教在燕大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司徒雷登作为教育传教士的另一面相。     

密尔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代议制政府

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设计是密尔自由思想重要的一环。代议制政府是最能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人进步的政府类型。但是它也存在着集体平庸与阶级立法的弊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代议制好处的发挥,又尽可能的避免其缺陷,就必须要完善议会的选举,加强自由与平等的融合。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认同性研究

斯图亚特·霍尔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认同性的研究秉承一贯的文化政治批评策略,提出认同是差异性中的同一,认同性是历史变化的,是一种认同政治.通过对认同性概念的梳理,霍尔还结合英国社会中出现的种族主义,提出了新种族性的观点,并指出少数族裔的自我认同是历史文化的认同,也是自我的一种想像性回归.     

自然主义视角下的海德格尔意义观——兼论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视域差异

塞尔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现象学犯了视角主义的错误，并将其困境解读为“现象学的幻象”，认为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这种幻象的典型。塞尔的这个解读没有足够注意海德格尔有关语言意义与存在意义的区分。从自然主义视野看，海德格尔将语言意义追溯至存在意义的做法看起来预设了意义的存在，并且陷入了某种循环之中。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借此循环进一步揭示出意义的时间性结构。反之，通过考察自然主义意义观的基本思路可以发现，意义与真之间也存在某种循环定义或论证的关系。自然主义者没有看到现象学思考的着力点正是此意义与真的相互交织处。与自然主义被动地陷入“循环-定义”不同，现象学主动地接受并展示这个“循环-结构”自身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此意义结构的一个生动展示。     

The working practices of Birmingham'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This article offers a history of the working practices of 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ased on extensive interviews with former members and on research into a new archive of the Centre, housed in the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t argues that cultural studies as practised in the 1970s was always a heterogeneous subject. The CCCS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events of 1968 when it tried to develop a new type of radical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genda. Despite Stuart Hall's efforts to impose a focused link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c practice, the agenda soon gave way to a series of diverse and fruitful initiatives associated with the ‘sub-groups’ model of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