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与理性哲学——康德及其前后的形而上学维度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乃是人类理性的本质,人天生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康德让哲学走上了过分形而上学的道路,把形而上学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同时,理性取代传统宗教中的上帝,成为新的造物主,这个过程始于笛卡尔。康德在哲学上把理性推上了思想的巅峰,理性在黑格尔那里乃是世界的灵魂,但这可能是理性的监守自盗和自吹自擂。理性的失位来自于无度和失控,导致后来理性信仰的全面崩溃。     

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康德的审美教育理论

思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运,找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途径是康德一生的追求。正是在这终生不渝的追求中,康德发现了教育对于每个人的哲学意义,确立了教育的终极使命。教育正是在发掘人类理性而抑制动物的野蛮性,使人从习性上符合人的本质也即"理性"的道路上与审美相遇,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康德审美教育理论由此表现为一种对启蒙理性、对文化的非人性化的批判精神,用审美和艺术照亮社会实践和每个人的心灵,让每个人学会理解社会和自我,更加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的可能性。     

基于道德法则的善——康德在道德哲学中的革命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道德探讨必须首先从善的定义出发。而康德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善作为意志与行为的关联,如果它的确立是先于道德法则的,并且它决定我们的欲求能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经验的、偶然的概念,根本无法承担起道德评价所需要的确定性,也不可能支撑起需要确定规范性的道德哲学体系。相反,道德法则因为具有先天确定形式而成为普遍的评价标准,因而能够支撑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理论。所以,道德探讨的起点首先是寻求普遍的道德法则并进而通过道德法则确定作为意志对象的善。然而,对于道德生活而言,基于确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于欲求能力的幸福同是我们生活意义之所在,只考虑其中之一是有失偏颇的。     

逻辑史的参照系应当是整个人类思想史本身——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被邀约至逻辑史名人堂谈起

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对作为推理科学的逻辑学的理解有重大的贡献,然而,在标准的逻辑史著作中他们并不占据着显要的位置。的确,他们并没有以形式的或符号技术的方式直接地对逻辑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对逻辑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哲学的方面。他们通过研究逻辑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从而为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解。     

康德自由实在性的两种论证策略——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在前者,康德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后者,康德最终通过理性的事实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康德自由范畴及其美学意义

康德所谓自由,本旨是先天的道德法则,自觉的道德行为.道德的法则和行为都是以自己为根据和原因的,故而自由.自由不仅与自然无涉,而且与自然无法沟通.审美的主要功能在于沟通自由与自然两个世界.自由的美学意义体现在它给审美活动提供一个不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功利束缚的维度,使审美判断成为自由的愉快.     

“负的方法”与“智性直观”——对冯友兰与康德哲学方法的扩展性解读

冯友兰负的方法是其哲学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部分,他认为,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进而,他认为康德在其哲学中也不自觉地使用了负的方法,如物自体不可知。而在康德看来,物自体不可知,原因在于人类没有智性直观能力。冯友兰则认为,物自体虽不能通过认知方式把握,但可以通过直觉、体悟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认为,冯友兰负的方法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内在超越＂的品格。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追求理性尊严与独立价值的技术实践——康德技术实践思想研究

为了澄清人们对实践的误解,康德划分并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并用“道德地实践”统摄“技术地实践”,使技术实践成为理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至善”的活动.康德在理性的旗帜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重心从自然转向了人,强调人在技术活动中的能动性,完成了认识论领域的转换,“将颠倒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在他的目的论之下,在自然与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此岸与彼岸世界.尽管康德对技术实践的见解仍有缺陷,但他的理性精神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到谢林:主客体矛盾的呈现和在主观中的消解

康德以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开启了德国的主体性哲学,但康德、费希特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片面化为客体对主体的服从,就远离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唯物主义原则,谢林试图将这一唯物主义原则补充进哲学。谢林既肯定康德的主体中的纯粹理性的存在,又认为客体中存在同样的客观理性,认为这两者具有"先定的和谐",两者是绝对同一的。谢林认为这种先定的和谐只有少数天才在"理智"、"直观"和"美感"中才能把握。谢林将主客体的矛盾内化为主体内在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在艺术中消解这种矛盾,使哲学和艺术成了一种纯粹个人的东西,哲学和艺术失去客观性和普遍性,走上了通往神秘主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