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小说叙事美学一窥--细读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

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巧妙地选取动物叙事视角,使文本取得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并通过游移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叙述者“猫”来对其见闻和感受进行详尽的叙述和评判,引起读者对小说所述情节及社会现象的深思;小说还采用人猫互文的叙事策略,使人与猫的命运形成隐喻性同构,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叙事艺术范式,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丰富的审美价值,凸显出夏目漱石在小说创作上的求异与创新精神。     

基于接受美学的葡萄酒名称的汉译及其意义

以丰富的葡萄酒名的汉译译例作为佐证,以接受美学为指导,从翻译归化的视角阐述了舶来词在汉语表达中所体现的独特意境。这些汉译技巧涵盖了以音译融合意义、以音译融合汉语语素的方法,并通过分析葡萄酒名的误译及应对策略,强调以归化翻译的方式起到传神达意的翻译效果。说明语言的运用需要尽可能接近读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这样才能使所要表达的内容生动,风格自然。     

“文化”概念的古今对峙与美学的抉择——兼论文化、美学与“三俗”之关系

18世纪以后,"文化"概念的定义发生了质的改变,与古典时期的定义两相对峙。古典"文化"强调教化,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意味;现代"文化"则去除了价值判断,主张多元平等。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现代"文化"概念具有一致性或亲缘性,美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摆脱现代"文化"概念,选择古典"文化"定义。现代"文化"定义和美学共同暗中为"三俗"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艺术进程中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是中国艺术在不同时代都具有的客观属性,只是在20世纪以前东方文化的语境和语义并不习惯于这样的说法,有其理其行但无其言。时下人们习惯把"现代性"仅仅归于"现代艺术"的特征性,这种以定向和特指的观念无疑是个误区,客观认识中国艺术进程中"现代性"的审美思路,对建构我国当前的艺术发展观至关重要。     

和合外宣翻译研究初探

和合翻译学是译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而外宣翻译亦为翻译学的年轻分支,将二者合璧,无疑具有双赢意义：既拓展了和合翻译观的研究视野,又为外宣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合外宣翻译研究以和合翻译思想为理论基础,分别从本体观、认识观、伦理观、审美观和文化观五个维度论证了外宣翻译的和合过程,即各种主客观因素融突、创生的过程,跳出了探讨译法的窠臼,转而关注语言外的因素,更有利于揭示外宣翻译的本质。     

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探寻审美向度

当代诗歌正逐渐远离崇高的、形而上的美学追求,探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日益膨胀的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是"民间立场"挑战"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文化而导致的诗学内部裂变。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使高雅文化形态更加贴近大众文化。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阐释和审美泛化也产生了大量语言俗白、情感缺位的"口水诗",从而遮蔽了诗歌的终极精神和语言魅力。当代诗学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歌的"诗美"和"诗意",在日常语言结构和生命体验中保持诗人乌托邦的自由幻想和精神向度,自觉于诗歌的本体审美向度。     

从翻译美学来看孟浩然《春晓》的英译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唐诗及其翻译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久享盛誉。本文从一首家喻户晓的唐诗《春晓》的英译着手,以翻译美学观切入汉诗英译研究,对十四位译者的十五种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旨在阐明:诗歌翻译虽属文学翻译,但又不等同于普通文学翻译;只有遵循并将更完善、更系统的翻译美学理论付诸于实践,诗歌翻译才能做得至臻至美。     

接受美学视域下张培基的散文英译——以《匆匆》为例

《匆匆》是我国著名现代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一篇散文作品,文章结构精巧,纯朴简练,文字清秀隽永,充满诗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然而对于其译本和翻译策略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张培基先生的译本很好地向英语读者传递了原文的美学价值,结合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充分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审美接受。通过以张培基先生对《匆匆》的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了“期待视野”“视野融合”以及“未定点”三个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散文翻译中的适用性,同时探讨了张培基先生在散文英译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原则。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

埃兹拉·庞德以其译作《华夏集》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结合创造了契机,为汉学西渐作出了贡献。本文通过对庞德的诗歌和汉诗英译作品中所体现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与唐诗美学所体现的现代诗性特征进行对比分析,阐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互通性及其意义。     

身体与治理术--基于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考察

身体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带着福柯所说的被形形色色的权力所规训和干预的烙印。女性的身体由于其柔弱性、可变性及可塑性,成为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叙事下妇女解放运动的符号载体。革命时期解放妇女的种种政策,是服务于革命对“文明、进步”符号意义的需求和革命补充后备力量的需要;建设时期“男女各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了最大程度动员女性劳动力参与迫在眉睫的生产建设;而新时期塑造“新妇女”形象的号召,则是为市场转型扫除障碍,使女性成为父权制和资本谋利的对象。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盛行,身体的美学化成为流行趋势,女性看似在积极地塑造出符合标准的身体,然而却再一次落入权力的游戏中。